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参见人的三大关系（一）：理解历史和世界的分析框架）。相应于三大关系，存在人的三大博弈：与自然博弈，与他人博弈，以及与自身博弈。

围绕这三大关系与三大博弈，有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与自然博弈）为主（并非不涉及其他两个关系，下同）的西方文化，以处理人际关系（与他人博弈）为主的中国文化，以及以处理人与自身关系（与自身博弈）为主的印度文化。笔者才疏识浅，未知如何按此三大关系和三大博弈归类其他类型文化。

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是一种文化内在的基因，那么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博弈，则从生存方式上规定了一种文化在数千年甚至更长岁月里的基本走向。

1.三大博弈

西方文化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参见（二1）：西方的路）。相对于博弈的一方，个人或团队来说，博弈的另一方，自然界是如此之大，之久，对所有的博弈者来者不拒，一视同仁。在同样的语境下，只要与之博弈的人，以与以往或他人相同的方式出同一张牌，那么自然界不会变招，也总是出同一张牌。例如，水在同样的条件下，总是在同样的温度沸腾。在博弈论中，这就是“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

中国文化以人与人的博弈为主。人，可就没有水在同样条件下总是在100度沸腾那么简单了。况且，西方人看到了水的不变的一面，而中国人看重的是，水无常形。在人际博弈中，这次输了，下次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一定变招。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际博弈的特点就是“一次性博弈”和“无限策略”。至于进一步测度博弈对手的下一步而不变招，就是在更高水平上的心理战了。

正因为此，自古至今，中国的文化中充斥着这样的词语：“无招胜有招”，“兵不厌诈”，“打一枪换个地方”，最后是“人心叵测”；既然如此，只能假定“性本善”（参见人之初，性不定，性已定），要求“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

印度文化以人己博弈为核心。人与自身博弈，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尼采）。在金庸的小说里，倒是可以找到“双手互搏”。

2.三大博弈与三种文化

“人之初”是文化建构的出发点；与自然、他人，还是自身，与其中的那一方为主展开博弈，则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建构的方式。不同的存在和建构方式，时时处处沿特定的方向塑造人，塑造文化。

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比较三类博弈对三种文化的塑造。

其一，陌生人，抑或熟人。

自然界与人的博弈，不论对方是谁，只要是以同样的策略对待自然，自然也一定会一视同仁地出同一张牌。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使西方人客观地看待自然，以及倾向于客观和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人，这就是所谓“陌生人”。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陌生人之间的平权，这也是赛先生的核心之一。

在人与人的博弈中，由于个人之间的千差万别，国家民族、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历史渊源，以及意识形态等等，必然形成彼此间的亲疏好恶，构建起形形色色的熟人圈，以及相应的权力圈，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制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于是，人际间的博弈，除了个人的无限策略外，在相当程度上就看归属于什么圈子。看人下菜。

其二，“意欲”的取向。

梁漱溟在论述人的三大关系时还提出“文化三路向”说。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意欲反身向后要求”。可以从前述人的三大博弈逻辑地推出这三种取向。

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实际上就是源于演进博弈。在三大博弈中，最简单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西方人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且是从自然中最简单的部分开始。那就是丈量土地和杠杆，对手的“招数”最少，也就是在“有限”的策略中，最有限，最简单，以及可重复性最高，只要寥寥数招，便可洞悉对手的伎俩。欧几里得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就是由此得到的成果。

农耕民族，博弈的对象是动植物，其招数虽逊于人，也复杂到难以胜数。（参见“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析李约瑟假设）。科学始于几何学和力学，并非偶然。

从自然界中的最简单者开始，一旦揭示对手的策略，便可在此基础上与较为复杂的对手博弈。就这样步步为营，以及在技术的支持下，由几何学、力学到电磁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进而生态学、人类学和心理学。

这样的进程，在博弈论中，就是由重复博弈走向演进博弈。有限策略，重复博弈，以及演进博弈，对于作为博弈另一方的人产生深远影响，形成“意欲向前”的文化。在当今世界，这样的“意欲”已经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参见科学技术原罪背后的人性（上））。

其三，知识的类型。

科学，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是编码知识，可以交流共享，因而得以积累、扩展、学习和“向前”。值得注意的是，“向前”，不只是对外，对自然，对世界；而且是对内，那就是怀疑和创新；求异，反思，和不断自我更新。

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则是出于人际博弈的易变和极端复杂性而难分高下，只能要求各方中庸，不走极端，对各种境遇随遇而安。这也是人际博弈的无限策略和一次性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的修身养性和伦理道德中充斥着地方性知识和意会知识。列维-布留尔认为，“这些概念所具有的抽象的和一般的形式可以容许一种表面上合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的双重过程，而这个永远是空洞的自足的过程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空洞自足，没完没了——列维－布留尔述及中国古代思维方式）

中华文明因此而“没完没了”延续至今，或许在相当程度上也因此而“空洞自足”停滞不前。“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李大钊先生在一个多世纪前便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不仅在于政治结构的周而复始，而且在于“没完没了”的思维方式。其根源之一是，人际博弈没有建立在人与自然博弈，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

至于印度文化，人在与自身的博弈中，由“取消问题”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有一个简化的公式：“能力-欲望=幸福感”。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由削减欲望来换取幸福。

3.三大关系与“她的一生”

这里借用莫泊桑名著《她的一生》的书名来梳理三大关系之间的关系。

人从出身到成人发育长大的过程主要遇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骨骼、肌肉、器官和心智的发育成熟。踏进社会后，先处理人与物（归入广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工资收入，买房买车，或租。与此同时或而后处理婚姻、同事、上下属等人际关系。老了，退休后，反省自我，写回忆录，处理人己关系。

有趣的是，在时间箭头上，年轻人展望未来，中年人重在当下，老年人回首往事。

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的西方人，从希腊神话到自然哲学，走出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接着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积累社会财富，大体上相当于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在社会契约论等等的基础上，19世纪开始构建社会，如国会、工会和现代企业制度，处理人际关系。20世纪中叶以降，反省往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际关系，揭示“寂静的春天”，批判“单面人”等，进入三大关系的第三阶段：人己关系。

西方文化的演进大体上与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相一致，这是海克尔“重演律”的又一事例。青年、中年、老年，一步步踏在人生的步点上，马克思称之为“正常的儿童”。

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主的中国人，生而成熟老练，马克思称之为“早熟的儿童”，其典型当数当年的“五道杠”（“五道杠”激起千层浪）。在东方人看来，西方人处理人际关系，幼稚而直白。

在此意义上，印度人难道是“生而老矣”吗？

在更大的时空下，作为“正常的儿童”，西方人是否正在步入老年？

历史走到21世纪，人类不仅同时面对三大关系和三大博弈，自工业革命后逐步呈现的第四大关系，人机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工智能，是否将取垂垂老矣的人类而代之？

什么是尚未提出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