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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家的“实力”（一之1：实力的提升历程）

什么是国家的“实力”（一之2：实力的逻辑结构）

以上分析为理解美国实力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美国实力之源

美国，从一开始就轻而易举获得了其他国家要经过多少征战和积累才可能获得的自然实力，还要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东西皆大洋，南北无强敌。世界各地的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和大小船只来到美国，其初衷大多只是求生，在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自然实力中第一重要的人力。百年后，启蒙运动者经由思维实验得出，人在“自然状态”下所拥有的天赋人权，这些来到北美大陆的欧洲人简直就是启蒙运动的先行者。

更重要的是，这些先行者让美国在建国的第一天起就具备了初步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其标志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以及1776年的“独立宣言”。比公约和宣言更重要的是，社会由下而上的自组织能力。

美国的实力建构，既有历史，又从零开始。历史，指来者原本有自己的身世，经历过宗教信仰之争和世俗权力之蛮横；从零开始，指来到美洲大陆，在空间上摆脱桎梏，在时间上切断往事，得以摆脱教会和王公贵族，经由自组织构建国家。特别重要的是，携带着新教伦理精神。

虽然如此，美国的崛起，也经历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前者打出了一个“美国民族”，形成了美国人的凝聚力。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腾飞，一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磨难，以及二次大战由置身度外到积极参与，美国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得到极大提升。美国的建国理念，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及由此建立的宪法国家，对个人，特别是全世界的人才形成强大的吸引效应。社会实力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美国的伦理实力开始显山露水。

战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社会实力反过来推进知识实力，美国集中了几十所世界上顶尖的大学，诺贝尔奖获奖者人数远超其他国家。美国吸引世界的资本和移民，特别是高端移民，强化自然实力和知识实力，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有了自然实力、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的支撑，伦理实力顺理成章。例如马歇尔计划，一步步将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上升为“自由精神”，在世界范围推行普适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后天实力中的部分来自民间，如高校、基金会，好莱坞和流行文化，而不是来自于政府。政府与民间之间某种程度的张力，“美国反对美国”，甚至成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

2.美国实力之当代困境

虽然如此，美国的实力在当代遇到一系列问题。可以区分为美国自身的问题，科技发展所致，以及全球化的影响。

A.美国自身的问题

其一，自然实力变异。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白人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地方性”其他文明的移民涌入，还有原本就在依然固守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族裔，美国作为民族熔炉的融合能力下降，往往“容”而不“熔”；反过来则是白人至上甚嚣尘上，“熔”而不“融”。

特朗普在2017全美祷告早餐会演讲[i]中表示，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移民体系，但是总有人会利用我们的慷慨大方破坏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观。那些移民我国的人要完全赞成我们的宗教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而且他们要弃绝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然而现实情况是，在移民和本土居民之间，白人和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如“弗洛伊德事件”。

其二，知识实力偏离。包括美国在内，西方世界在种种“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以及同性恋等特殊群体宽容，给予超国民待遇，被称之为“政治正确”。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反“宏大叙事”消弭普适性知识，“后事实”世界、“后真相”时代干脆罔顾事实和价值观演化的规律，抛弃由传统经现代到后现代，作为辩证复归必由之路的现代性。

其三，社会实力分裂，表现在资本全球化与选举本土化的矛盾。资本在全球运行，寻找收益最大化的时机，然而选举限于本国居民；表现在科技精英与平民的疏离，以及表现在由来已久的两党无休止无原则对垒。1960年，不到5％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表示，如果他们的孩子嫁给了另一方的人，他们会感到不快。最近的数据，有35％的共和党人和45％的民主党人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跨意识形态联姻。这一数字，远高于反对跨种族和跨宗教婚姻的比例[ii]。2020大选之争，显示了裂痕之深。

其四，伦理实力空泛、下降。缺乏社会实力和知识实力基础的伦理实力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往往适得其反。“政治正确”走到极端，就会践踏知识实力的底线。这种所谓的“宽容”在本质上是没有伦理界限的为所欲为[iii]。世界公民的理念同样削弱国家的凝聚力；而对“政治正确”的反动走到极端，同样令人担忧。人类起码的同情心甚至被冠以“圣母婊”。特朗普的4年执政，美国优先，生意第一，一再退群，特别是气候协定和世卫，以及此次反复不定的大选，更是大大损耗了美国的社会实力和伦理实力。

有人将美国衰败的根源归咎于“保守主义精神枯竭”，反过来则是激进自由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越多元、民主、平等、自由越好”，以牺牲作为社会根基的主流文化传统为代价，现代文明的价值内核被“掏空”[iv]。

一方面，美国实力犹在，特别是关于科技方面的知识实力，建国先贤的理念根深蒂固，深得人心，具有强大的惯性；

另一方面，美国的实力确实处于某种混乱甚至分裂状态。在自然实力，是民族的认同——白人，少数族裔，还是世界公民；在社会实力，是各阶层之间如何整合，以及资本与实体的关系；在伦理实力，既有待坚守和清理，坚守普适价值及人类的价值观，清理缺乏基础没有原则的“政治正确”，也避免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

B.科技发展所致

美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还在于，科技一往无前的发展，致使自然实力和社会实力不断发生蜕变，而知识实力与伦理实力则不知所措。科技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推动人的认知系统由哺乳动物认知行为系统向科技认知行为系统演化[v]，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跟不上这一演化的步伐。只有全世界的精英才能进入科技前沿，进入高端金融界，并获得高的回报。

科技与金融，是美国在当今世界傲视群雄的两个制高点。然而美国民族，特别是特朗普致力于打造的美国民族中的大多数无力承担这一重任，因而也无缘享受高的回报。相反，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87.8%是由于自动化和技术改进[vi]。要维持和推进科技与金融，就要从世界各国继续引进人才，由此必然损害“美国民族”的利益；要保护美国的民族利益，就必须限制引进人才，对科技发展按下暂停键。科技的高度发展与民族的平均水平构成尖锐矛盾。

这一矛盾正在分裂美国“民族”及由此构成的自然实力。特朗普的决定关上了80万精英经移民进入美国高阶的大门，令急需人才的高科技公司大为不满。对此，以普适性知识为基础的知识实力既难以成为特朗普决策的基础，也不可能为之辩解。美国的知识实力，慢慢渗透了地方性知识的色调。

C.全球化的影响

低端常规的工作机会外流和廉价商品涌入，二者的叠加侵蚀了美国的社会实力。中下阶层，在国内难以进阶到需要高阶认知行为系统的高科技和金融界，对外则竞争不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这就是所谓“高人权输给低人权”。秦晖此言没看到，在人权的底下运行的还有经济规律。在哲学层面，可以认为是世界范围资本、资源乃至人权的均衡、摊平或“熵增”。“世界是平的”，可以认为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人类社会的最新注解。由此再次可见，国家实力与所处语境的密切相关性。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不可或难以抵御的熵增，美国实力暴露出自身的薄弱之处。

虽然扩张的世界秩序可能超出美国的掌控能力，但放弃掌控势必导致美国的衰落。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西方体系将很难维持，而正是这种价值，构成美国及西方战略优势的一部分。卡普兰认为，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缘，不能如中俄那样直接对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必须凭靠理念主义凝聚其全球盟友网络，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并且不仅在全球丧失道德号召力，而且也使得美国政治进一步走向分裂。“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特朗普在2017年联大的发言或许算得上是一种应对方略。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美国选况之反复，表明美国在试图凝聚并修复其实力中，两种或多种力量之间的激烈博弈。

有必要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问题和弊病，并不是普适性知识本身出了问题，问题是在实践层面。正如桥梁垮塌、火箭发射失败，不能归咎于牛顿定律一样，问题出在将抽象、普遍和必然的科学规律，与实际、特殊与偶然的现实相结合上。每个国家，无论东西、大小，以及处于发展的什么阶段，都存在将抽象的普适性知识，与本国国情、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所处语境，以及特定的发展目标相结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