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文章（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745749601583121）里看到“全球化中的三重依赖：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西方对中国的市场依赖，中俄对西方的科技及高端设备依赖。这也是当今世界冲突中弹性或投鼠忌器的地方”。

全球化中当然不止这些依赖关系，例如还有全球贸易对美元的依赖关系，但这与上述的三重依赖有所不同，另一方不是具体的国家或地区，因而依赖关系的性质不同。国与国之间的依赖关系也还有政治和军事等领域，“三重依赖”强调的是国与国（地区）间在产业和经济方面的依赖关系。

本文即由“三重依赖”入手，讨论涉及国与国（地区）间的依赖关系。

1. 依赖关系的相互性

可以说，人类社会所有的依赖关系都是相互的，不存在单方面的“依赖”。婴幼儿在生活和受教育上依赖父母，父母在情感上依赖子女。依赖，可以认为是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功能耦合。功能耦合指在一个系统的输出是其他系统的输入，而其他系统的输出正是该系统的输入。

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反过来说就是俄罗斯的能源对西方特别是欧洲市场的依赖。作为资源出口大国，能源的输出对俄罗斯这些年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出口受阻，必将严重危害俄罗斯的经济，这是俄罗斯始终没有打能源牌的原因。不过目前来看，在支付方式上的争议表明，俄打算打这张牌，意味着俄罗斯能源与西方市场的关系可能进入新的态势。

西方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可以区分为投资和输出包括服务在内的商品，前者从资金、技术到管理推进中国供应链，后者不仅满足消费者的终端需求，而且满足对于供应链的完善和提升不可或缺的需求，如芯片、软件、数控机床、光刻机等。在此意义上，西方对中国的市场依赖，也就是中俄对西方的科技及高端设备依赖，这种依赖还体现在留学等方面。

2. 依赖关系不对称

虽然依赖关系有相互性，但是相互的依赖关系并不对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虽说“一千”和“八百”只是约数，毕竟还是有差异。

其一，在依赖关系中，双方的主动性或主体性，说到底就是选择权不同。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资本的渴求，给予资方各种优惠，甚至付出青山绿水和开胸验肺的代价，群体性事件频发，而资方则可以在多个地点从容选择。

选择权的关键之一是在依赖关系之外还有备选的对象。例如欧洲的能源需求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有其他选项，如中东、美国，甚至委内瑞拉；而俄罗斯的能源也有印度等其他市场。欧美可以寻找中国之外的其他市场，然而中国对欧美科技和高端设备的依赖却无可替代。

其二，反过来说，依赖关系一旦断裂双方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说，脱钩的成本。欧美与中国市场的相互依赖，中国为此投入的要素以“刚性”为主，如土地（甚至打下作为地基的钢管）、厂房、流水线，进而与之相配套的产业链，以及重中之重的就业。科林格里奇困境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技术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这就是科林格里奇困境。科林格里奇是从技术双刃剑的角度揭示“困境”，这一困境也有助于说明依赖关系。

特朗普在任期间陡然挑起中美之间的技术战。其实，技术战之前就有，从“巴统”到“瓦森纳安排”，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不准欧美与中国之间发生依赖关系。没有发生依赖关系，对于西方来说，就是技术尚未找到买家，不挣或少挣钱，技术也难以成长壮大；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该项技术没有融入社会，无所谓断裂，也就不感到疼。

然而依赖关系一旦发生，就从供给侧到需求侧深入和广泛地融入社会。譬如对中兴和华为的断供，就是从外部强行改变、切断技术的进程，不仅中兴和华为等直接当事方，而且作为支链和下游的相关产业，以及需求侧，都感到切肤之痛。依赖关系越深越广越久，付出的沉没成本越大，切割的难度也越大。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零”依赖的情况下，在不感到疼之时，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差距。

欧美与中国市场的相互依赖，在欧美一侧，所投入的要素以“柔性”为主，如资本和知识产权，轻易以及随时可以撤离，所付出的代价主要是跨国公司少挣钱，社会层面波澜不惊。不仅如此，如果资本投向本国，还可制造业回流，促进就业，提振本国经济。

3. 依赖关系的稳定与演化

依赖关系的稳定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就无依赖关系可言。依赖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博弈关系。不确定的依赖关系相当于一次性博弈，而一次性博弈充满背叛。只有在稳定和长期的博弈中，博弈的双方才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形成演进博弈，也就是提升双方的依赖关系。稳定导致进化。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培育同时也需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国与国一旦失去信任甚至走向敌对，往往“恨屋及乌”，危及产业链之间的依赖关系。

全球化就是国与国之间众多依赖关系的叠加，脱离全球化，也就是游离于世界，必然导致自身的孤立与停滞。

然而必须留意到，即使相对稳定的依赖关系，同时也处于演化之中。

其一，依赖关系的缺陷和异化。譬如老师上课做不到把所有学生的注意力在每一秒钟都调动起来，这些没法耦合的因素就会发生积淀，一开始无足轻重，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如奥吉亚斯牛圈里的牛粪那样，干扰系统整体的运行。这是依赖关系的缺陷。

异化的情况是，期待产生正效应的依赖关系在运行中发生了未预料的负效应。国与国之间的功能耦合会分解到国家内部，不是方方面面都能分一杯羹。在全球化中，中国的东部和城市可能获利更多，于是拉大城乡和东西部差距。所起到的也不见得都是积极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如俄罗斯等资源输出国自身发展的路径锁定，资本输出国发生产业空心化，技术输入国付出的生态成本等。

其二，双方的实力消长无疑会影响依赖关系，譬如随着中国自身包括资本积累在内实力的增强，开始对外资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

其三，科技的影响加诸于一切依赖关系，此处仅点到为止，如互联网、新能源和人工智能。

由此可见，相对稳定的依赖关系仅发生在两国关系及当时的世界背景的特殊场合，这就是依赖关系的相对性。依赖关系随时处于调整和重构之中。在依赖之际，随时做好应对破裂之时，并为构建新的依赖关系做好准备。

最后，有必要在三重依赖之外补充一重依赖：那就是中国的中高端产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如华为的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