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知识与认知技能系统的演化

笔者已经上传了论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 和论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2，这是第三部分。原文刊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5，39-46，此处有局部修改。

编码知识处于演化之中，可由“知识之树”之隐喻予以说明。隐性知识既然难以言说，一般也就不探讨其演化。实际上，隐性知识同样处于演化之中，否则就难以理解编码知识的演化，也不会有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1.认知隐性知识的演化

认知隐性知识的演化在根本上就是人类认知系统的发展。

皮亚杰曾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划分为婴幼儿的感知运动阶段，幼儿的前运算阶段，童年的具体运算阶段，以及少年时期开始发展抽象逻辑推理。蔡曙山提出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鲍捷提出，人类从哺乳动物认知技能系统开始，经相应于语言和文字的认知系统，到科学认知系统等四套认知系统。

海克尔的“生物重演律”可以架起儿童认知发展与人类认知发展的桥梁。皮亚杰的“感知运动阶段”与蔡曙山的“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相当于哺乳动物认知技能系统；之后分别与“语言”、“文字”认知系统相对应。皮亚杰之少年的“形式运算阶段”，以及蔡曙山的“思维认知”，大致相当于“科学认知系统”。

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都是多种认知方式的综合，区别是多种认知方式在各个场合的权重不同。鲍捷认为，这些认知系统，每一套都比前一套更不“自然”，更耗能，速度更慢，因而人总是倾向于用低层次的认知系统。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倾向于“不动脑子”，也就是“默认”，其生理基础，即前述之“默认网络”。所谓“先天”的认知隐性知识，亦即在非执行任务的常态下，大脑中的“默认网络”发挥作用。

认知发展论假设有三种认知水平：小孩对正确的理解取决于“我喜欢”，趋利避害，对应于哺乳动物认知技能系统，也就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认知方式，从俗。高一层次是从众和从权。大一点的孩子和一般的成人通过“集体（即地方性知识与地方性隐性知识）赞同”和权威来判断和决策，由直截了当和自己的“喜欢”，转为个人服从整体，以及考虑到否则可能引起的后果。更高层次的认知是根据从自身或群体的知与行中分离出来的客观、抽象和普遍的原则。

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发展水平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默认，下意识听由认知隐性知识左右认知过程。一旦否定“默认”，自我就会崩溃，因而人很难自我否定。一二两个阶段可以合称为“蒙昧”或“从”的阶段，在默认中从俗、从众和从权。

第三阶段进入科学认知系统，相当于“启蒙”阶段，也就是摆脱、知晓和反思认知隐性知识加诸于己的影响。蒙昧阶段和启蒙阶段可能使用彼此不兼容、甚至是对立的认知隐性知识。

在以科学认知系统进行反思为核心的启蒙阶段之后，正在更高的水平上复归哺乳动物认知技能系统。同时将普适性知识嵌入于特定语境中，以作出既符合客观规律，又满足特定需求（主体、对象、语境）的判断和决策。

认知隐性知识的演化还有一条线索，即个人认知隐性知识与地方性认知隐性知识的关系。远古及古代，个人淹没于群体中，其特点即“从”，相当于上述蒙昧阶段。群体数量越是众多，历史越是悠久，知识的地方性就越是强大、稳定而难以变动。身在其中的个人可能意识不到其影响；作为整体则是“集体无意识”，乃至“乌合之众”。这种地方性认知隐性知识是个人情之所系，在空间上是家园，时间上是起源，个人在群体中得到认同，因而也就归属于群体。处于其中的个人的认知隐性知识因而很难脱颖而出，一旦显山露水，便会受到集体的惩罚和“众”的攻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近代之后，在一些地方性认知隐性知识较弱的群体，个人认知隐性知识得到提升，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推进群体认知隐性知识的更新换代。这就是启蒙的两个含义：其一，辨明地方性认知隐性知识，意识到“集体无意识”及其影响，增强个人的独立性；其二，沿认知技能系统的演化提升个人的认知隐性知识，增强客观性和批判意识，发挥地方性知识中的积极因素，去除消极因素。

个人认知隐性知识与地方性认知隐性知识的关系隐含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能否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关乎组织的存在与发展。

群体中最大的群就是人类。形成为人类所有又与个人兼容的认知隐性知识，需要克服群与群之间认知隐性知识的差异，由此甚至会引发群（国家）之间的对垒乃至战争。路途漫漫。当下还要考虑人机回圈对认知隐性知识的影响。

2.技能隐性知识的演化

其一，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专家发现，看似简单的“技能”，如幼儿在有桌椅家具的各个房间里穿行等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而李世石等围棋高手的棋感等看似艰深的活动，却只需很少的算力，这就是“莫拉维克悖论”，“困难的问题是易解的，简单的问题是难解的”。莫拉维克悖论指向哺乳动物的本能，指向“身体（body）”在“技能”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信息采集、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实践转向”对“身体”的感知和技能的重视。

其二，一部人类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工具史。工具的主要形式是“科技黑箱”。科技黑箱将相应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集成于其中，使用者只需按照规则操作，遵从使用规范，就可以得到预期结果。工具的进步使难以言说的技能隐性知识转变为“按钮”知识，按菜单而行的“下一步”，甚至可以返回的“上一步”和“一键恢复”。

技能隐性知识正在逐步编码。由此得到的编码知识与陈述性编码知识有所不同，即程序性编码知识，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也就是一连串的按键及其次序这样的“编码技术”，使只为个人所有的技能隐性知识，转变为只需通过简单的学习人人皆会，电脑的普及和人手一部的手机即是明证。与此同时，一次次的按钮，一方面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提升了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使用者设置了必须遵从的技能规范，否则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还将导致严重后果。

进而，虚拟现实技术开辟了无限的场景，时过境迁之“昨日”亦可“再来”，以培育和训练现代人从未体验过的技能隐性知识。虚拟现实技术还为因不同语境所致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认知隐性知识之间的沟通——将心比心——提供可能。

3.认知隐性知识与技能隐性知识关系之演化

远古与古代，人类祖先的知与行处于混沌而又杂多的状态。混沌意为，其一，只有隐性知识，没有编码知识；其二，认知与技能隐性知识没有区分，知行合一。杂多意为，一人一事一境，两种隐性知识均嵌入于特定的个体、对象和语境之中，彼此间不可通约，难以沟通。

近代以降，随着笛卡尔认识论转向，我思故我在，知行分离，知识进而与特定的个体、对象和语境分离。重要的是人作为“类”的认识过程和普适性知识；以头立地，“行”边缘化，认知技能系统只剩下认知系统，鲍捷述及的也是认知系统。20世纪中叶以来，强调实践优位，揭示技能隐性知识及其重要性，实际上是知与行在更高层次上合一，认知与技能隐性知识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