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面临三种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工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这三大关系的危机。

在人类的早期，主要面对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与各种人造物组成的人工自然——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的关系越来越重要，已经形成与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全然不同的危机，因而有必要单独讨论。至于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随着人际关系越来越密切，二者已经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1.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简称“天人危机”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日渐恶化，主要是气候危机、环境污染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现在还要加上病毒。其中前三项危机是人类毁掉自己已有的赖以生存的家园。

危机源于迄今人类（前人和今人）对更高效率的追求和更多资源的占有，由此所迈出的每一步，经由一系列时空的积累和传递，形形色色的传播链，影响叠加到“这一届”人类。对此类危机基本上已达成共识。时间不可逆，人类不可能退回去。

目前看来，人类的处理方式往往是追溯到上述传播链上危机的某一个环节，如两次工业革命，然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相应的技术，如碳达峰和碳中和以修复和缓解气候危机，并且倒逼人类现有的存在与繁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向。

马斯克则希望给人类寻找新的栖息地，另找个“天”，譬如火星，以避开危机，从零开始。科学家们正在讨论对火星的“地球化”改造，在更大的尺度是“外星环境地球化”。

此类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功能耦合上。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由农业到工业到后工业，一次次的“浪潮”、突变和分岔打破原有的均衡，给此时此地的一部分人，带来可以获取已知利益的新的功能耦合，导致彼时彼处未知的功能失调，其后果落在他人与后人身上，而获利者有可能于一时和较小范围内置身于度外。之后，随着失衡功能的积淀越来越难以承受而加以修正，然而随后又会由此而导致新的失衡。

人类在一次次的分岔中曲折行进，失衡的积累终于影响到包括始作俑者在内的整个人类。

此类危机的演变，工业革命之后功能耦合一连串的破裂与重构，主观上是人类收敛与调整对效率的追求和对资源更多的占有，调整生态位；客观上是包括资源在内的环境，目前看来还有转圜的余地。

至于病毒带来的危机，其一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人工自然，如住房、空调等（体外进化）的庇护，自身对病毒的抵抗力（如体温）下降；其二，人类对病毒及其突变所知甚少，或完全无知，或跟不上其变异，譬如德尔塔，还有奥密克戎和不可预测的后来者；其三，人与自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未知领域相互接触，感染未知病毒的可能性增加。危机不仅在于对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攻击，也造成社会层面的破坏乃至瓦解，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的内部。

病毒警示人类知与行的局限，提示人类对自然和未知的敬畏之心。

2. 人与人工自然关系的危机

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人工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逐步凸显，当下主要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元宇宙等所孕育的“危机”。与上述危机已经显现并有共识有所不同，对于此类危机是否称得上是危机还有争议，远未达成共识。相当部分人不认为存在危机，无视警告。人与人工自然关系的危机，其不确定性，涨落的范围、种类、幅度和频率都在增加。

如果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除了病毒外）主要作用于人类生存繁衍的环境，那么人与人工自然关系的危机就直接作用于人类本身。

在客观上，这一类危机的路径显示了一条规律：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沿无机-有机-生命-大脑，由基本物理运动（机械-热-电磁）-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意识运动的顺序推进。在人工自然攀升之初，人居高临下俯视人工自然，不得不俯就人工自然，人是机器（卓别林，摩登时代）；而今，机器已经迈向人的高度，机器是人，进而超越人。人类是自然界演化的最高阶段，但不是自然界演化的终点，量子计算机正在加快这一进程，奇点人在敲门。脑科学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后疆域”。有实验表明，培养皿里的人脑细胞在游戏中一开始学得快，但后来还是很难与纯硅基的AI相匹敌。幸好还有人机回圈和生物工程,或许还会带着一小部分经由某些改造（如“脱碳入硅”）的人融入奇点人。

眼下该领域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是脑机链接。脑机链接的一侧，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的状态下，正常运行的哺乳动物知行系统。其运行方式看似“落后”而被人工智能称之为“莫拉维克悖论”。另一侧是由基本物理运动一路演化，乃至需脱碳入硅的人工智能。“接口”越过两侧之间语言、文字、科技和计算机语言编程等环节，两极相通。

50万年前的哺乳动物知行系统，与21世纪人工智能的知行系统对话，有罪有限意向性，对无心无肺和有限下的无限；不确定不完备对塌陷、确定和完备。

饶毅认为：这些潜能是可以实现的，前提是时间不是现在，人物不是他（马斯克）。从现在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饶毅所说的“人物”会是谁，还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

如果说人工智能引发的危机主要是在供给侧人被替代，那么元宇宙带来的危机或许是在需求侧人的满足，甚至沉溺于其间，歌德早就在《浮士德》中预见了这一场景（参见浮士德与元宇宙 ）。庄子梦蝶，人类无法确切区分真实和虚幻。虚拟世界能带来“意义完整的生活”吗？元宇宙运行的目标应给现实世界带来福祉。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工自然的关系，这两类危机密切相关。在相当程度上，从农业、工业到后工业，正是人工自然的推进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人工自然的最新进展也有可能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人工智能与元宇宙或许有助于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物质极大丰富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物质极大丰富，而是虚拟世界的运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现实世界物质的需求，2nm及更小尺度芯片会大幅降低能耗。其一，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从而极大提升现实世界运行与功能耦合的精准度。其二，虚拟满足，虚拟控制，减少对现实世界资源的需求和消耗。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天人危机的舒缓还有回旋余地，以空间（广义）换时间，那么各路专家纷纷对于人与人工自然关系的危机，提出时间上的预言，短至2040年，就在眼前，即使长到数个世纪，也是有限。

如果把两种危机放在一起看，可以认为人与人工自然关系的危机，是人类历史上一连串分岔与调整中的最大，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之后，自然界、人类和人工自然及三者的关系将进入新的路径。

3. 人类自身内部的矛盾、分裂，甚至对峙

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工自然关系的危机，最终都追踪到第三种危机，人类自身的危机。人类自身内部的矛盾可以区分为人与他人的矛盾和人与自身的矛盾。前者在当下主要是国家间的矛盾，后者是人整体作为“类”的矛盾。

先看国家之间的矛盾。如遏制气候变暖各国应分担的份额，关系到存量博弈。也就是在危机的酿成中，对于各国的历史责任与当下及短期利益的考量。经济的不稳定，以及影响更深远的生态危机，都是当今统治秩序不得不面对的威胁，这是因为大国的政权合法性中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此外还有包括难民在内的贫富差距和文明冲突等问题，都会影响到危机的化解，更不去说国家之间直截了当的战争。

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人与人工自然关系的危机。只要一国，一家公司在不确定之途上迈出一步，他国，其他公司，就不敢止步，亦步亦趋，渐行渐远。相对于前述的存量博弈，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关系到增量博弈，是抢占制高点，关系到未来命运的竞争。

再看人作为“类”的矛盾。

对于人与自然的危机来说，主观上是主体的有限性，其一是所认识和处理对象之有限，即使当下的碳达峰、碳中和，其二是主体本身为所嵌入的语境（价值观、概念体系、认识水平）所限；客观上是实际对象及其所嵌入场景之无限，以及积淀和传播效应的滞后、突发（蝴蝶效应）与不确定。

黑格尔曾提出“理性的机巧”，“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黑格尔未能预见到那些“理性机巧”的后果。这是人类理性的局限，不可能洞察一切，更不可能“知”“行”之后的全部影响。

对于第二类危机而言，在主观上，人工自然不断推进的动力，源于人类对“无尽之边界”（万尼瓦尔•布什）的好奇心和控制欲,这是人的本能。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总是略大于对本能的控制。人类数万年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费曼在一次讲演中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道，科学，是“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近似宗教的感受”。难道人们不应该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

人类，以自身自觉的行动，不自觉地展现了自然界演化的规律。或者反过来说，自然界以人作为自身规律的执行和展现者。

问题在于，对于第一类人与自然的危机，人类毕竟还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可以由新的分岔弥补上一个分岔的负效应；而对于第二类人与人工自然的危机，却是客观规律，其客观性包含人工自然的发展规律和人在主观上停不下来。第二类危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为第一类危机设置了时间表或窗口期。较之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人与人工自然关系的危机更需要人类的重视和对自己命运的筹划。 

人类，在认识与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同步或更需要认识与改造人类自身。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308第2362期发表拙文“把握与应对人类面临的三种危机”（http://sscp.cssn.cn/xkpd/kxyrw/202203/t20220308_5397366.html），以上是删减前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