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或“性本恶”（参见人之初，性不定，性已定）是东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堪比欧氏几何的公理。

人性本身是客观存在。无论是性本善、性本恶，还是性本……，都是人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与客观存在的人性本身的差异和张力，构成了一种文化独特的基因。

人之初之“公理”一旦确定，文化的基因一旦形成，便开始从根本上建构一种特定的文化。

1.性本善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特别是在熟人社会中，性善论的基因和假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有大量的史实和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走向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之时，失去熟人的监督，个人逐步走出集体，性善论逐步暴露出与生俱来的弱点。

首先，性善论有可能掩盖人性恶的一面，从而没有为人性之恶设置必要的底线。没有底线，人性往往肆意而为，没有最恶，只有更恶。在另一端，对善的追求一旦超越人性就可能走向伪善。严复的归结是：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鲁迅声称，“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其次，既然性本善，重要的是劝人向善，重在内心的伦理道德。主流媒体的一个关键词是起规范、约束和号召作用的“我们要”，新闻是形形色色的“感动”，要不就是脆弱易伤害的“感情”。

不同于刚性的法律，伦理道德之柔性在于诱导“良心发现”，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性知识或隐性知识（参见知识之树（1）和知识之树（2）），需要内心感悟，因而依赖于个性和特定的语境，彼此间很难借鉴和共享。

受伦理道德之柔性的影响，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几乎无例外都包含有三个字：原则上……。有了这三个字，熟人、权力便可登堂入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院鼓励“庭外解决”，“动之以情”。先是“合情”，然后才是“合理”，此即李泽厚的“情本位”。

复次，顶层设计。性本善，自然有“善”的级别和层次，如，勿以善小而不为。由善小到善大逐级收敛而通往至善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善”及其收敛和提升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与小农经济的集体本位相一致，为身边事为家庭是小善，为集体为天下乃大善，修齐治平。小善服从于大善，这是张艺谋“英雄”的核心思想。

收敛导致集中权力，集中到顶就是皇帝，而皇帝则具有最高的道德，这就是“内圣外王”。清朝康熙皇帝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人间所有赞美都给了他，因为他权最大。

最后，性善论在向上收敛之时向下兼容。人非圣贤，并不是谁都可以攀升到这一高度，因而，在圣贤之下必然有一个芸芸众生的世界。和为贵，为了达到“和”的境界，可以和而不同。

传入中原的佛教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成果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颜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大肚能容，也就是“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了“和”，万事可以一笑了之。种种不道德甚至突破底线的人和事，在“和”的旗号之下找到了生存的空间，也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内耗。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警告，将心比心扩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可能非常短暂，像开关一样，会随时关上甚至走向反面。待所有的陌生人都如同家人和友人，是一种“可怕的乌托邦梦想”。

一部现代史已经见证了在“和”的旗帜下的残酷斗争，见证了在“一个目标”下的同床异梦，各怀鬼胎。

收敛、柔性、顶层设计、集权，以及向下无原则的兼容，是性善论这一基因或公理的必然推论。

2.性本恶

此处并非全面论述“性恶论”（参见科学技术原罪背后的人性（上）），只是与性善论作简单比较。上述种种与以“性本恶”为原初假设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性本恶，自然强调底线，以法律为准绳，不准逾越底线。刚性的法律是“普适性知识”，清晰明了，对各色人等一视同仁。法律类似于“负面清单”，底线之上发散，只要不违法，怎么都行。在怎么都行的个人自由之间是彼此制约的契约关系，并在契约安排下自组织，以达到公共的“善”，这是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国富的源泉。社会中的权力则相对分散，且相互制约，此即社会契约论。再者，宗教为个人提供了作恶的警戒和向善的动力，下有法治保底，上有宗教天堂；相比之下，形形色色下无法治上无宗教的传统文化可谓“无法无天”。

性本恶，看似赤裸裸、恶狠狠，却在制度的约束下步步向上；性本善，看似甜蜜蜜、情切切，因失去制度之底，一旦条件适宜，人性便会滑向深渊。这就是基因的力量。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一些制度设计依然建立在如“砂器”般的“性本善”的基础之上。

人之初，性不定。王阳明先生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应该说的就是“性不定”。文化，即以“文”化“人”。

顺便说，性本善的顶层设计，以及性本恶的底线设计，分别对应于索维尔提出的“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