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上传了“本体论”视角的论科学的发展规律1，此文是“认识论”视角。

以认识论视角，可以由三个方面来理解科学发展的规律：综合与分析；主客观的关系；以及知行关系。

1.综合与分析

A.

如所知，古希腊自然哲学在认识论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综合，确切地说是原始的综合，根据有限的事实构建包罗万象的体系，要解释一切，大到天体运行，小到飞矢运动，从烟之上升，到石块落地。中国人则凭一套阴阳五行在万事万物前游刃有余。

B.

近代科学兴起，摒弃动辄作全面概括构造体系的方法。培根在分析“种族假象”时认为，“人的理性是贪婪的”，固有一种概括欲，在尚未掌握充分材料前就想提出终极因来解释一切。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丹皮尔指出，“近代物理学大师们的真正希腊始祖并不是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而是作为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阿基米德”3。罗素论证道，“从事新发现其乐无穷，而体系乃是从事新发现的死敌”4，只有“丢掉理性的全面综合这条镀金锁链”，才能“自由而谦恭地接受事实”5。

近代科学不再作宏伟构思，走上了分析之路。达芬奇认为，自然的发展是从简单走向复杂，因而研究就是要从复杂走向简单，以认清因果关系。笛卡儿要求“把要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正是应用分析方法，近代科学获得了巨大成功。

C.

随着自然界被越分越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开始显现，科学家在若干领域开始使用综合方法并取得成果，如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结构理论、周期表等。20世纪以来，综合方法进一步得到广泛应用。原子模型、量子化学、DNA双螺旋模型，等等，甚至相对论，都是主要或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综合方法的成果。在近代科学中被“分成细小的部分”正在综合起来，20世纪科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体化。

一体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各门学科在研究中日益贯穿整体观点：如物理学中统一物理学的努力，生态学的研究从个体到群体，并要求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大的生态环境之中。进而，各门学科都要求在整个宇宙的背景中来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

其二，各门学科因彼此间的渗透而趋于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所谓“复姓”学科越来越多即是明证，如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电子工程等等。最重要的渗透是沿着量子阶梯的垂直方向的渗透，物理学向化学、化学向生物学、生物学又向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渗透。

早在上一世纪初，普朗克就曾精辟地指出，“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条在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难道这仅仅是臆想吗？”的确，分别研究量子阶梯上各个层次的学科趋于联成一个新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共同研究作为整体的自然界。

其三，出现强调整体的横断学科——三论。三论不属于任何经典领域，没有特定研究对象。三论不讨论对象内部的组成和结构，而是把对象视为系统，研究其通过控制而达到稳定或实现目的的机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信息流。因而三论本身兼有本体论特征和方法论功能。三论不仅把对象综合起来，而且也把三论出现之前的各种方法综合起来，在分析的同时综合，归纳的同时演绎。

科学的认识方法由原始的综合经近代的分析走向现代的综合。认识方法的这一发展规律，大致对应于论科学的发展规律1中的与研究对象的发展由一致经相反再到一致。

2．主客体关系

远古时期主客体不分。

到古代，古希腊哲学认定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其时，大多数民族仍停留于主客体不分的状态（科学，萌芽于混沌之中）。

在近代科学革命中，伽利略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色香味等完全是主观的产物，与客体截然无关，“仅仅有感觉的肉体中；因此，如果把动物拿走，一切这样的质也就消除了或消灭了”。1616年，伽利略在罗马法庭上的辩护词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从事实验科学的教授们并无力量可以随意更改他们的见解，以及左右摇摆”。可以改变契约、合同、票证或商业的见解，“但不能以同样的力量去改变关于自然与天体事项的实验结论”6。

在笛卡儿看来，物是真正死的东西，除了在开始时从上帝得到的运动之外，物体不能再有其他活动。培根则表示，“目的因，除了涉及人的行动的那些之外，并不能推动科学而只足以破坏科学”7，物体不再用它那富于诗意的感性光辉向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马克思）。

从此，人就站到在自然界的对立面，研究其中没有人的自然，在关于自然的知识中排除任何主观因素。

在17-19世纪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各门学科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而从文化背景中分离出来。留意一下分离的次序是耐人寻味的。如果从古希腊算起，首先分离的是几何学和力学，17世纪还是力学，18世纪化学，19世纪地质学和生物学。距离人越近的学科，主客体分离走向客观的时间越迟。当时的生物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而渗有人类自我意识的科学”8，宗教、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以及启蒙运动等都试图影响生物学并得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然如此，包括生物学在内的各门科学正是在主客体分离之后才获得丰硕成果。

20世纪科学革命以来主客体关系发生了变化。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表明，观察和测量结果与主体相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如科学共同体、科研始于问题、观察负有理论，一直到现在的“实验室研究”、知识建构论、知识社会学等都是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强调主体和环境的作用。

科学在认识过程中由主客体不分，经分离到相互作用，这是科学发展在认识论上的第二条规律。虽然20世纪科学革命开始建立主客体的联系，但主体的进一步介入体现在后现代科学中。因此，认识论上的这一规律基本上对应于由原始的混沌（原始科学的n种形态（上））经有序再到新的混沌。

3．知行不分-以头立地-知行合一

A.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

远古时期，人类凭籍想象、直觉、灵感和顿悟之类认识自然界，他们的知识往往用比喻、格言、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咒语、灵符、偈语、禅机等等。实际上直至古典时期，古人不仅通过哲学和科学来认识世界,“而且以诗的、艺术的形式去领悟世界”9。

然而转折毕竟开始。古希腊哲学在认定自然是有秩序的同时要表达的就是,自然因而是可以为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科学方法来发现、认识这些规律。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苏格拉底的辩论术，以及柏拉图的“不懂数学者不得入我门”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经历了中世纪的信仰和神秘主义后，笛卡儿的理性和《方法论》以及培根的《新工具》（虽然“新”，但依然是“工具”）。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过程必须依赖理性和经验以及二者反复的比较。到20世纪，对方法的研究已经臻于完善，方法论已成为“体系”。于是不仅研究对象，而且研究方法本身也有规可循，可以应用于各种情况。

而今，既然在本体论上对规律有新认识，那么传统的认识方法也必将同样受到冲击。现代科学哲学的各流派已经把康德关于科学“何以能够”认识自然这一问题消解为“是否可能”。“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和“怎么都行”的呼声不绝于耳。

本体的变化还在于大数据。想起古希腊哲人之言：数是万物的本原。由此对认识论的最大影响是，未必知其所以然，知其然即可。

对于复杂多变的对象，对于与环境和认识主体不可分割的“对象”传统的认识方法已不再适用。那么，我们究竟还能不能认识世界，认识自然？或者反过来说，世界究竟可知还是不可知？

把这一疑惑与前面本体论的分析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问题不在于得出非此即彼的答案，而在于问题本身：究竟什么叫做“认识”或“理解”？何种途径才算认识,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方可谓理解？知其然，可否？

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科学,所谓认识和理解就是揭示实体,把握规律，是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中找出简单、必然、确定的部分,用一种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范式赋予自然界以结构，然后将自然界与之相等同起来。现在既然这一本体论地基已经动摇,那么对“认识”或“理解”也应该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的确,面对隐秩序，面对人体和意识,而对不确定性关系和分岔、突变、涌现，不可能进行原来意义上的认识和理解,不可能遵循严密的方法论体系，必须赋予认识和理解以及方法以新的含义，从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种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怪圈中跳出来。

如果“知”有了新的含义，那么知的方式和途径也应有新的内容。现在尚不清楚这种新的方式和途径的细节（或许就根本没有细节），但已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定性和直觉。

科学家发现，对复杂系统进行量化是不可能的。对一个实际问题研究得越细，其解法就越模糊，所以要发展定性的方法。处理非线性问题需要直觉和悟性，而图象将挖掘出关于复杂性变化的不曾预期到的直觉10。

奈斯比特认为，数字在商务活动中的统治时间已经太久，直觉判断力应重新得到重视。直觉不仅有认识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学习处理复杂性就是学习更加直觉地生活。直觉是在复杂系统中作出重大变化,使系统进化，并且与之一道进化的关键。正如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在19世纪写道，在怀疑和不确定中生活的能力，是创造力的基础。要学会在数字化社会中的非数字化生存。

就认识论而言，科学的发展由远古的直觉，经近代和现代的理性加经验和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走向未来的定性和直觉。显然，这一规律也对应于有混沌经有序再到混沌。

B.

更大的视野是知行关系。

古人知行不分，在行动中“知”，以“全身心”去感悟。笛卡尔启动认识论转向，知行分离，以知为主，进而“以头立地”。到20世纪中叶和下半叶，“体body”登堂入室，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提升。知行合一，乃至实践优位。

顺便说，国人历来在认识过程中重视“心”和“体”的作用，要“用心”，心领神会，心想事成；体察、体悟、体现，身体力行。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特别是虚拟现实、算法和算力等方面，从取代科研中的程式化过程开始，将在并已经在科学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至在认识主体上与人类平起平坐，乃至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