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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在经济启蒙与近代科学精神(二)中提及,为什么早在公元前就有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而迟至18世纪才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和市场经济理论,出现经济学家?本文略作展开。

理由是,对象的客观性。

传统社会,经济活动或是以物易物,难以计量,或是受到来自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和宗教寺院等各种权利因素干扰。经历由传统社会、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漫长岁月,社会终于提供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几十到上百年)和广阔的空间(西欧)范围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案例,类似钟摆,类似天体运行。就此而言,现象实际上并不“纷繁”:而是重复出现,以及在欧洲大地(特别是西欧)普遍出现。试问,如果现象各异,反复无常,以及受到外来不明因素的干扰影响,亚当斯密纵然再有才华,也将束手无策。

18世纪的重农学派认为,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就像物理学和天文学那样受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自由经济法则必胜”。

为此,土地、劳动和资本就必须从原有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进入流通之中。仅此一点就激起巨大的利益纷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中世纪后期的变化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这一步。社会的发展终于抹掉了传统社会,不论是血缘宗法,还是强权,不论来自教会还是世俗,对社会资源,在当时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垄断和控制,让资源自由流动,自由选择,以及自由组合。

一旦与政治和宗教分开,经济活动就如同太阳系或自由落体那样客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经济学家可以客观地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亚当·斯密深受启蒙运动有关自然和人类本性理想化的影响,进一步超越重农学派。正如行星在自己轨道上和谐运转、受看不见的引力作用而不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人们都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只要存在竞争和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实行“明显、简单的完全自由的制度”,就能公正地分配财富,人类也可以和谐活动。

就主体而言是亚当斯密本人的修为,特别是接受了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熏陶,从而能够如科学家那样,由貌似纷繁和变动不居的现象揭示本质。

由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结合,亚当·斯密在看来平淡无奇和混乱的世界中揭示秩序和意义:趋利避害——人的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认识到“价值”的源泉是劳动而不是土地,同样被认为是亚当·斯密最伟大的见识。劳动虽然早就发生,但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意味着,人类把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建立于自己的行动之上。

亚当·斯密的第三项贡献是,他在“漫不经心”之际,开启了一个由社会内部产生的由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海尔布罗纳写道,“一个漫不经心的个人与别的一个人保持行动一致的机制,会影响到社会自身随着岁月的流逝将发生变化的机制”。个人经济自由的巅峰,同时也是最严厉的监工,“没有什么人从中指导”。追求自我利益的人被“看不见的手”牵着走,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要做的只是搬开一切障碍,扫除束缚。这些贡献表明,亚当·斯密确是如他自称的“伟大的自然设计师”。

实际上,从宇宙大爆炸一直到人类出现的全过程,一直是“自然设计师”的所为,其关键是“自组织”。亚当·斯密发现了这一点,后来的自组织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

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主体的才华也是马克思之所以抽象出“剩余价值”概念并完成《资本论》巨著的前提。试想,马克思若生活在当时的其他地区和国家,例如亚洲,即使其本人依然有这样的能力,能提炼出“剩余价值”和完成《资本论》吗?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呢?

2.

原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曾抨击大陆至多仅5位经济学家。http://news.sina.com.cn/c/2005-11-10/14437405121s.shtml

问题是,中国有5“经济学家”吗?中国有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等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对象客观存在,难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家”,包括经济学家。

中国的情况太过复杂,加上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转型之中,还有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竞技场上,各类主体,国资外资民资各显神通。特别是看得见的手无微不至的一再干预,其中有必要,有随意,有不由自主,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既有政绩,也有桌面下的盘算。于是在现象层面大量存在的不是“个案处理”,就是“下不为例”;既不普遍,也不重复,难觅规律。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转向市场经济之初,中国就开宗明义地宣示了市场经济前面的限定词。学界一再强调,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经济学”,那一定是“政治”经济学,“实践”经济学,而不是丁教授意义上的经济学。

3.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世界。经济学的初心(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初心”),发轫于旧体系瓦解而新体系尚未建构之时。新体系的建构从经济开始。

19世纪,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社会构建起来,在经济之上叠加了政治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影响,乃至左右经济基础。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旗帜下,经济学加大了实践的权重。凯恩斯和罗斯福新政是一个转折点。经济在看不见与看得见的手之间振荡。

时间来到21世纪。金融危机后,当各国皆有特色且本国优先(或有例外),当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展开全方位博弈,乃至发生文明冲突之时,自然难觅经济学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换言之,难觅纯粹的经济学,唯有“政治”经济学,实则地方性经济学。

然而,“难觅”不等于无。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者的成果大多在“难觅”的领域,譬如纳什均衡。面对疫情、全球气候变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加期待有面向人类命运的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学者的通力合作,以为投身于各国经济和具体社会实践的人士,提供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超越的普适性知识。

经济学家无时不在,只是要区分普适性经济学与地方性经济学。

普适性经济学基于普适人性,为地方性经济学提供坐标系、基本框架和公约数;地方性经济学不能违背普适性经济学,同时也丰富和发展普适性经济学。想起数年前的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张维迎强调普适性经济学之普适性,林毅夫则突出地方性经济学的特殊性。遗憾的是,二者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的公约数(参见知识之树(1知识之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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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吕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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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化、社会转型、科技与文化、知识论、科技及其前沿、产业化、认知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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