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酿成技术战，有技术本身的缘由，以及由技术与消费者关系的演变所致。

1.科技黑箱

自古至今，技术发展的特点之一是，技术产品本身的知识含量越来越复杂，运行方式变得越来越自动化而无需人的介入。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从瓦特的蒸汽机到西门子的电机，零部件皆可拆卸，原理稍加学习也可一眼看到底。随后产品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在物质上越来越小而成为一个整体，难以或不可拆卸，譬如芯片，或者即使拆卸也难以理解，或者下载的各种软件，一句话，成为“科技黑箱”（科技黑箱（技术）的发展规律http://mp.weixin.qq.com/s/3bYqCLGk9nSVdN5LZfbYrg ）。

设计制造方（下文统称“供给方”）将有关知识“集成”于科技黑箱中，使用者（下文统称“需求方”）无需学习和理解，或者学不会，犹如面对黑箱，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对于需求方来说，科技黑箱在物质层面不可拆卸，在知识层面不知或不问原由。随着科技黑箱越来越“黑”，供给方（制造者中的大部分也未必知晓）与需求方在知识层面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

特点之二，人类早期技术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合一，到而后供需分离，于是就发生后者对前者的信任问题，以防供给方或他人（黑客）经由科技黑箱控制、支配需求方。

一方面，由于科技黑箱的操作越来越简单，于是需求方就一步步成为“傻瓜”；另一方面，科技黑箱的威力却与日俱增。

“威力”首先施加于需求方，而且是在潜移默化之中：需求方必须按供给方制定的规则使用，规则就是“律令”，否则轻者达不到效果，重者机毁人亡，需求方受制于供给方。

其次，“威力”施加于科技黑箱的作用对象和环境，多半还有一开始所不知晓的延迟效应。于是需求方有必要时自我反省，以及越来越对技术的后果身负重任。不知“情”的“傻瓜”，又如何自我反省并挑起承担后果之重任？供给方甚至可以在科技黑箱留有“后门”，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发作的病毒炸弹。

特点之三，众多乃至无数科技黑箱（包括软件），彼此间在时间与空间上形成某种生态关系。在空间上可以区分为纵横两个维度，横向是彼此间的兼容。

在IT中，一种技术对其他技术的支持越多，那么它受到其他技术的支持也越多。一种操作系统应用越广，基于这种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越丰富，该操作系统的网络附加值就越高。目前，软件之间的关系几乎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尤其是位于底层的操作系统，这就涉及到“纵向”。

纵向即科技黑箱之间的层次关系，其一，在大尺度指在量子阶梯上由基本物理运动一直到生命运动和意识运动，如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在小尺度类似于计算机的7层，以及由操作系统到应用软件。其二，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由满足生理需求上升到满足精神需求。其三，在材料、能量和信息三大支柱上，越来越多和深入地进入信息的层面。

一方面位于底层的操作系统、源代码和根服务器等，如同大树的主干，可以由下而上影响整个树冠；另一方面，位于高层的科技黑箱如人工智能可以居高临下,在全局上渗透、控制和支配低层的运动；信息渗透到材料和能量层面，例如芯片，控制物质与能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和时间上的流动。由此可能涉及到国家的生产、社会运行和公民隐私等，存在数据滥用等风险。

设想，在可以左右人情绪乃至思想的科技黑箱背后，供给方或黑客可以凭籍这样的技术手段，操纵个人或群体能看到或看不到什么。信息化、互联网穿透主权国家的边界，全球化互通有无，相互依存。棱镜门事件暴露信息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信息安全的侵犯能力。网络攻击开始具有国家背景，后门及漏洞成为信息战的重要武器库。

英国政府称，他们确实希望能通过某种方式获取一些加密信息，比如Facebook上的信息。有些政治层面的做法在削弱安全。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强制企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监控[i]。之前，斯诺登也揭露了很多类似情况。

    在技术贸易中，技术越是发展，越是高端的技术产品，供给与需求两侧的信息越是不对称，供给方的信用和需求方对此的信任的权重越高。供给方越需要培育需求方对自己的信任，以形成“品牌忠诚”。德国为5G网络设定严格的安全标准。不排除任何国家或公司参与德国的网络建设，但保证外国公司无法破坏德国的安全标准。系统只能从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处获得，其需严格遵守德国国家安全法规、电信保密和隐私法规。

在时间上，既有科技黑箱代际的兼容，也有突破和创新。由于上述空间上的生态关系，科技黑箱的演化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甚至锁定。除非出现重大原始创新，需求方一般难以摆脱对已有科技黑箱，也就是供给方的依赖。

特点之四，科技黑箱本身不完善，存在供给方本身不知的缺陷，随后就是“补丁”，补丁又产生新的问题，百密一疏。越是复杂的科技黑箱，往往越是娇贵易损。

2.解决之途

（1）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途是，由多方乃至多国共同参与设计和制造科技黑箱，在科技黑箱中“先天”植入多方之间的制衡，多方之间相互透明，通过技术标准相互兼容，避免一方独大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取得需求方的信任。德国要求，在规划和建立网络时，应使用来自不同制造商的网络和系统组件来避免“单一结构”。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谈及华为的芯片战略时说，“没有意愿把芯片变成一个独立的业务，没有这个打算。”任正非则表示，华为的5G芯片愿意对苹果开放[ii]。“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将来还要大规模买美国器件，……保持跟美国公司的正常贸易，要共同建设人类信息社会，而不是孤家寡人来建设信息社会”。即使在做“备胎”时，“我们还把芯片这方面的开发心得告诉对方，甚至研究成果，我们自己不生产，交给对方生产，要不然全世界的供应商怎么对我们那么好。”[iii]

沿这一途径再进一步就是开放源代码的自由软件运动，软件工程的集市模式。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开放是要素、系统从环境中吸取负熵以使自我得到进化的必要前提。“多方”之“多”走到底，在科技黑箱的背后没有了单独的供给方，谁也不能独自操控科技黑箱。进而供给方同时也就成为需求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向人类的早期复归，供给方与需求方相向而行。与多方共同参与相配套的是“三零”，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

在此意义上，自力更生发展的独有技术，在国内市场尚可接受，走向国际市场往往意味着不透明而产生信用危机。

（2）另一项解决之途是，科技黑箱对供给方也“黑”，即给科技黑箱加上所谓“技术封印”[iv]，以免除供给方经由科技黑箱非法获取需求方的信息和对需求方的控制。

要想获得市场，华为可能需要更多的“制度封印”，就如同苹果制造自己也绝不可能攻破的安全芯片，用这个封印把自己封起来，从而获得外国市场一样。

华为董事长梁华表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公司在网络中留有“后门”。华为从未收到任何此类要求，如果出现这种请求，华为会拒绝。如任正非所说，“那么就关掉这个公司”。梁华2019年5月14日在伦敦表示，华为愿意与西方国家签署无监控协议。科技黑箱需要制度封印。

任正非日前谈到[v]，欧盟建立了网络安全法，德国和英国倡议全世界网络设备商和运营商都不要安装后门，都要摆在同一个水平上。这个倡议非常正确，只要运营商承诺没有后门，全世界的设备商承诺没有后门，网络安全管理就很容易、很简单。现在只是一个倡议，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法律。

问题是，万无一失的“技术封印”是否可能，尤其是需要不断升级的软件。比起“能做到但不会去做”的保证，似乎只有“从技术上根本做不到”才能够真正获取用户的信任[vi]。

在某些案例中，供给方干脆放弃在技术的运行中前述高层对低层的控制。例如，中广核开发了自己的控制系统（核电站的中枢神经系统，驱动反应堆运行，并在出现问题时安全关闭反应堆），希望将其与反应堆技术一同出口。为了减轻英方对“安全方面”的担忧，中广核希望英企罗尔斯·罗伊斯提供控制系统。中广核还表示，尽管中广核拥有布拉德韦尔核电站66.5%的股权，为应对政治敏感性，在该核电站建成后不参与运营。对此，英方“对中广核意识到这些敏感性，并在部署其反应堆，且满足所有可能的必要监管和其他要求所表现出的决心”表示欢迎[vii]。

3.技术理性2.0

在技术的发展中，在供给方与需求方关系的演变中，技术理性的含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以往供给方的投入产出比中主要考虑的是钱，需求方的功能价格比，“价格”，主要也就是付出的钱。

随着技术的发展，供给方的投入产出比，投入的不仅是资本、物质资源、制度因素，而且是诚信和对需求方的承诺；产出，不仅是钱财，而且是市场的口碑、人气，以及需求方的品牌忠诚。需求方的功能价格比，功能，不仅是力量、速度、便利和效率，而且是绿色、安全、可控；价格，不仅是金钱，而且包含承担的风险，以及是否以（部分）失去隐私和控制权为代价。

有必要指出，所谓“比”，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隐含着一个前提：选择权。当觉得眼下之“比”不如意，可以另择他途。否则，就可能发生“依赖关系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viii]，对供给方来说，诚信，是任何情况下必须的“投入”；保留选择权，则是需求方不可让渡之“价格”。若为“自主”故，功能皆可抛。由此可见，在原则上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垄断。

材料、能量、信息，被称作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一方的信用与另一方的信任，较之这三大支柱更为重要[ix]。

自由贸易正在走向信用和信用的贸易。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认为[x]，中美之间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而且是一场“信任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