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岔就会有选择。分岔为主体自由意志的发挥提供机遇和空间，也向主体是否能做出正确选择提出挑战。各方往往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必然发生主体间的博弈，争夺选择权。分岔的“窗口期”更对自由意志设定了期限。系统在内外重新协调后会进入新的必然阶段，未及时进入者就会出局或边缘化。

如果平衡态已然远去，依然寄希望于旧日从来未免迂腐。“在动荡的时代，动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延续过去的逻辑”（彼得·德鲁克）。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个分岔接着一个分岔。

历史与未来不对称，历史向未来敞开大门；与此同时，有可能也就是向另一些人关上大门。

从08年金融危机至今，人类在分岔点上已度过了十余年。试探与冲突并存。虽然至今尚未走出分岔点，有几个迹象正在逐步明显起来。

其一，主体。无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国家的权重日隆。与之相纠缠的是公司。对国家的亲疏好恶——其核心是价值观，常常影响到公司——其核心是利润，恨屋及乌，体现了公司品牌与国家形象捆绑的风险[1]。“诺斯悖论”的表述是：“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出路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向而行，国家层面的所作所为让他国不至于“恨屋”,也就不会“及乌”。在另一侧，企业也需要具备外交能力。君不见任正非和曹德旺，还有前些年时的马云，企业家与外交家一身二任。企业的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能否引领技术创新，也决定于能不能与世界多样化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共鸣。一方面是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与当地的消费者共享价值观，再者，还要呼应本国的价值体系，这是华为、耀华玻璃等走向世界的企业所必须经历的艰巨考验[2]。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也越来越拥有影响国家的实力，譬如在川普当政末期科技巨头的所作所为，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拥有数据和技术手段。

其二，内容。超越单纯贸易和经济层面，体制和价值观的考量越来越重要。如果说，川普瞄准的贸易和技术，是降维攻击，那么拜登则是兼及体制和价值观，全维对抗，乃至以后者为重。国以群分，边界就是价值观。价值观一致以合作为主，反之，则对抗。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已经一去不复返。上帝与凯撒已经不可避免地捆绑在一起，最终都“归”上帝。

其三，以价值观划界。

在分岔点的窗口期，信任已经破坏；安全和价值观凸现。人们见证了违约和退群，见证了产业链和供需耦合关系随时随处可能的断裂。如何保证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规则、信用与信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其背后则是价值观。

建构新的全球产业链，控制“0-1”的阵营，或至少加入之，以维系对“1-100”的支配权，或至少不受制于人。产业链不会如以往那样单一紧密和线性，而是相对松散乃至碎片化，国家及以下的公司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功能耦合的成本特别是风险，尽可能保留选择权。而选择，本质上成为政治选择，同时也就是排除价值观的异端。国际的信任与合作，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彼此的竞争、内卷与对抗。

群有新旧，一侧是已有的巴黎协定、中导条约、欧盟、世卫，WTO等旧群，面临被遗弃或有待焕发生命力，乃至浴火重生；另一侧是新群，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15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11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等。未来还可能还会有新旧并存与交替。

新旧群的延续或更替，主要是对旧群之规则的不满；如果不能改写规则，干脆另组新群。刚刚结束的G7+4会议令人瞩目。有些区域性和按价值观区分的旧群（如北约），在未来的全球化中可能被赋予重任。

其四，规则。

在金融危机前，全球化规则的执行主体主要是公司，国家的作用限于在国际组织中签约，随后由公司按规则参与国际贸易，国家不得再行干预，中国加入WTO时之难就难在这一点；而今不仅中国，世界各国纷纷走上前台，争夺规则制定权。

在规则的内容上，提升原有的贸易规则，主要是市场经济竞争中立、劳工权利和环保等。在一定意义上，由国家外部的贸易关系进入国家内部的体制，由单纯的经济往来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其典型是TTIP和TPP[3]，后者现在是CPTPP，涉及结构性的体制。

从“熵”的角度来理解，提升规则，实则提升功能耦合的各方耦合的水平，使位于高位者较少被拉低而输出负熵，位于低位者较少从中获利，如果没有努力自我提升，则将被排除出局。

制定规则，是凭实力说话，或按规则行事，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法定标准受到的支持正在扩大。毕竟，法定标准才是合法性的基础。

最后，虽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科技的发展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逆全球化中，各国越发感受到科技的重要性。科技发展和人的需求提升，二者叠加促使产业升级。科技发展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反映到产业链是数字化和生产服务业，导致全球价值链功能耦合的演变。

分岔点看似只是一个“点”，各国在长达十余年的“点”期间的表演，足以让各国对可能功能耦合的对方心知肚明，并做好相应的对策，即使陷入国际范围的“内卷”，也在所不惜。

叠加的因素是疫情。新冠病毒无差别攻击人类，而人类社会未能一致行动应对疫情。疫情尚未结束，人类今后也将面对这样那样的危机。如何协同一致应对，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全球化，经十余年逆全球化的涤荡，正在演变为文明的联盟与冲突。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国家，进而文明，将在大浪淘沙中区分出沉舟与千帆，病树与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