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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逆全球化——复杂性科学的视野(三)走出分岔点?

有分岔就会有选择。分岔为主体自由意志的发挥提供机遇和空间,也向主体是否能做出正确选择提出挑战。各方往往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必然发生主体间的博弈,争夺选择权。分岔的“窗口期”更对自由意志设定了期限。系统在内外重新协调后会进入新的必然阶段,未及时进入者就会出局或边缘化。

如果平衡态已然远去,依然寄希望于旧日从来未免迂腐。“在动荡的时代,动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延续过去的逻辑”(彼得·德鲁克)。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个分岔接着一个分岔。

历史与未来不对称,历史向未来敞开大门;与此同时,有可能也就是向另一些人关上大门。

08年金融危机至今,人类在分岔点上已度过了十余年。试探与冲突并存。虽然至今尚未走出分岔点,有几个迹象正在逐步明显起来。

其一,主体。无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国家的权重日隆。与之相纠缠的是公司。对国家的亲疏好恶——其核心是价值观,常常影响到公司——其核心是利润,恨屋及乌,体现了公司品牌与国家形象捆绑的风险[1]诺斯悖论的表述是: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出路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向而行,国家层面的所作所为让他国不至于“恨屋”,也就不会“及乌”。在另一侧,企业也需要具备外交能力。君不见任正非和曹德旺,还有前些年时的马云,企业家与外交家一身二任。企业的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能否引领技术创新,也决定于能不能与世界多样化的价值和文化产生共鸣。一方面是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与当地的消费者共享价值观,再者,还要呼应本国的价值体系,这是华为、耀华玻璃等走向世界的企业所必须经历的艰巨考验[2]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也越来越拥有影响国家的实力,譬如在川普当政末期科技巨头的所作所为,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拥有数据和技术手段。

其二,内容。超越单纯贸易和经济层面,体制和价值观的考量越来越重要。如果说,川普瞄准的贸易和技术,是降维攻击,那么拜登则是兼及体制和价值观,全维对抗,乃至以后者为重。国以群分,边界就是价值观。价值观一致以合作为主,反之,则对抗。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已经一去不复返。上帝与凯撒已经不可避免地捆绑在一起,最终都“归”上帝。

其三,以价值观划界

在分岔点的窗口期,信任已经破坏;安全和价值观凸现。人们见证了违约和退群,见证了产业链和供需耦合关系随时随处可能的断裂。如何保证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规则、信用与信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其背后则是价值观。

建构新的全球产业链,控制“0-1”的阵营,或至少加入之,以维系对“1-100”的支配权,或至少不受制于人。产业链不会如以往那样单一紧密和线性,而是相对松散乃至碎片化,国家及以下的公司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功能耦合的成本特别是风险,尽可能保留选择权。而选择,本质上成为政治选择,同时也就是排除价值观的异端。国际的信任与合作,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彼此的竞争、内卷与对抗。

群有新旧,一侧是已有的巴黎协定、中导条约、欧盟、世卫,WTO等旧群,面临被遗弃或有待焕发生命力,乃至浴火重生;另一侧是新群,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15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11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等。未来还可能还会有新旧并存与交替。

新旧群的延续或更替,主要是对旧群之规则的不满;如果不能改写规则,干脆另组新群。刚刚结束的G7+4会议令人瞩目。有些区域性和按价值观区分的旧群(如北约),在未来的全球化中可能被赋予重任。

其四,规则。

在金融危机前,全球化规则的执行主体主要是公司,国家的作用限于在国际组织中签约,随后由公司按规则参与国际贸易,国家不得再行干预,中国加入WTO时之难就难在这一点;而今不仅中国,世界各国纷纷走上前台,争夺规则制定权。

在规则的内容上,提升原有的贸易规则,主要是市场经济竞争中立、劳工权利和环保等。在一定意义上,由国家外部的贸易关系进入国家内部的体制,由单纯的经济往来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其典型是TTIPTPP[3],后者现在是CPTPP,涉及结构性的体制。

从“熵”的角度来理解,提升规则,实则提升功能耦合的各方耦合的水平,使位于高位者较少被拉低而输出负熵,位于低位者较少从中获利,如果没有努力自我提升,则将被排除出局。

制定规则,是凭实力说话,或按规则行事,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法定标准受到的支持正在扩大。毕竟,法定标准才是合法性的基础。

最后,虽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科技的发展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逆全球化中,各国越发感受到科技的重要性。科技发展和人的需求提升,二者叠加促使产业升级。科技发展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反映到产业链是数字化和生产服务业,导致全球价值链功能耦合的演变。

分岔点看似只是一个“点”,各国在长达十余年的“点”期间的表演,足以让各国对可能功能耦合的对方心知肚明,并做好相应的对策,即使陷入国际范围的“内卷”,也在所不惜。

叠加的因素是疫情。新冠病毒无差别攻击人类,而人类社会未能一致行动应对疫情。疫情尚未结束,人类今后也将面对这样那样的危机。如何协同一致应对,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全球化,经十余年逆全球化的涤荡,正在演变为文明的联盟与冲突。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国家,进而文明,将在大浪淘沙中区分出沉舟与千帆,病树与万木。


[1]从华为到抖音:2020年中国品牌出海的“灰犀牛”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5658

[2]孙兴杰:华为事件与中美关系的大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831?page=rest

[3] 吕乃基,从 WTO TPP长沙理工大学学报[J]2016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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