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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辨析——复杂性科学的视野(二):金融危机,全球化进入分岔点

1.分岔点,脱耦与熵增
分岔图是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内容。系统的演化过程存在一系列分岔。随着系统内部和系统与环境之间不能耦合之功能的积累,必然难以为继而走到分岔点,经内外功能的一系列博弈和调整后再进入新的发展路径。
图中,abcde等是分岔点。在两个分岔点之间必然性占优,系统沿相对确定可预测的路径演化;在分岔点偶然性占优,由随机涨落引发巨涨落,这就是蝴蝶效应。系统的行为不确定,进入哪一个分岔难以预测。分岔点是历史的机遇,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从90年代初到金融危机前,全球化运行在两个分岔点之间的“必然”阶段,整体可预测,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高潮。国际社会对此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耦合的因素开始积累( 逆全球化辨析——复杂性科学的视野),美国次贷危机触发了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化。全球化走向分岔点。
先是全球产业链断裂,各国纷纷将投入全球产业链的要素(资本、知识产权等)撤出,也就是“脱耦”。中国“世界工厂”陡然失去买家,投资4万亿救市,提振内需,希望以此抵消出口断崖式下降。虽然经济因“鉄公基”而强劲反弹,然而却难以持久。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重建全球产业链的努力,受到沿线国家等的欢迎,但并未得到发达国家的普遍响应,甚至遭到反对。英国脱欧,特别是川普当选及其之后退群等一系列作为,在中美贸易战所显示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于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瓦解全球化,在逆全球化的路上渐行渐远。
全球化导致熵增,但世界总体毕竟处于有序状态。
全球产业链瓦解,则是走向偶然性占优的分岔点,不确定因素增加,蝴蝶、黑天鹅、灰犀牛等等纷纷现身。世界各国不再功能耦合,相互依存,而是转向全面竞争,甚至兵戎相见。世界在总体上熵增,陷入混乱,甚至危机之中。
2.分岔点期间的主体
1)全球化主体的演变
在工业化和全球化早期,公司和国家的利益一致 。在全球产业链一帆风顺之时,参与功能耦合的主体主要在公司层面,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或台前或幕后发挥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与企业的利益会有所分化。全球化伴随着国家主权的下降。
对内,随着贸易、旅游,以及留学、移民等民间往来越来越多,国家以下主体的自主性越来越大,乃至出现跨国公司;对外,WTO、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和世卫等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机构,这些超越国家的主体在维护国际协调机制、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方面发挥了重要和持续的作用。加入这些机构,就意味着国家或多或少放弃原有的主权。
直至金融危机乃至前不久,全球产业链上功能耦合的主体在发达国家主要是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重更大些,典型是中国。
具体有两种情况,其一,超越国界的跨国公司,如苹果、宝马、巴斯夫、微软等,举目四顾,罕有对手,居高临下在世界范围选择可以与其资本和知识产权相耦合的对象;发展中国家大多不存在能与跨国公司直接耦合的同等级别的公司,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甚至国家出面,提供三通一平的土地、劳动力,以及优惠的税收环保社保政策等。跨国公司拥有主动的选择权,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的被选择的地位。
其二,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廉价商品制造商供应商寻找发达国家进口商,二者地位大致均衡。
但是,公司往往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在全球化中,金融界和以高科技为核心的跨国公司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由于把生产制造环节外包出去,从而着重于0-1的原始创新,牢牢控制产业链顶端,总体上熵减。
然而,面对中下阶层的利益和就业,选票本土化与资本全球化的矛盾,存在跨国公司、国家主权,以及个人三个层面的利益之争。国家必须承担克服熵增的重任,在“牛粪”越积越多之时,在分岔点不确定之际,挺身而出,替代跨国公司,或与之共同充当全球化的主体。
全球产业链瓦解,既然在产业和经济层面的功能耦合退耦,公司作为全球化主体的地位自然下降,国家开始在全球化中显山露水;既然经济上的关联弱化,必然转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竞争。在分岔点上,不确定造成的压力陡然加剧,国家的权重自然提升。再者,这些年来互联网平台型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寻常公司不是对手,唯有国家方可与之对话抗衡。一句话,国家安全上升到首位。
此外,在难民潮的压力下,欧洲诸国民族主义泛起。国家主义蔓延到世界,甚至有人提出自相矛盾的“国际民族主义运动” 。
经济民族主义崛起意味着国家间竞争或者国际竞争模式的变化,即从国际层面的竞争转向内部的体制竞争,以及通过重塑内部体制来重新强化其外部影响力。不管各国公开声称什么,“内部优先”都是今天各国遵循的实际规则 。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分岔点附近审时度势,反思问题的根源。在主观上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调整,以此影响世界,同时也被世界所影响。
美国需解决实体经济外流和弱化而金融业高高在上,科技发展引发的失业,以及选票本土化与资本全球化的矛盾等等。然而,美国试图以极端的“脱钩”方式避免本国“被”熵增,“美国优先”以独善其身,实现熵减。在当下愈演愈烈的技术战中,美国等国甚至以功能耦合为武器,要挟和阻击中国(中美科技战辨析之一——两种科技战和“之二”、“之三”)。川普试图从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转移到以本国民生为中心的道路上来,伴随着回归民族国家,哪怕是筑起高墙画地为牢。而跨国或超国家的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或其他区域组织,在川普看来,往往削弱国家主权,于是退群成为常态。
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对外贸特别是美国在功能耦合的依赖,在相当程度上是因内部功能耦合缺陷,例如内需不足所致。贸易战之倒逼,将促使中国内部功能耦合自我完善,由此重构对外的功能耦合,由扩大内需、供给侧改革,到内外双循环。中国自身需解决权钱勾结导致的腐败,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世界工厂”中的劳资矛盾,以及生态和环境危机。中美科技战更是暴露出功能耦合之脆弱。
欧洲,如果小国不足以与中美均衡,那就组成欧盟。由于担心欧洲工业被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压垮,欧盟正在重拾产业政策以维护欧洲的技术独立。
如果说在全球化中,主权国家或多或少失去控制权,那么逆全球化就是国家夺回和强化控制权,不让处于低位的国家借势汲取负熵,以维持国际原有的高低态势。随着功能耦合演变和熵增与熵减之争,国家利益逐步凸现。
更严重的事态是,一旦功能耦合的主体上升到国家层面,在摊平的就不只是经济;由经贸层面向下深入到技术,甚至科学层面(留学生),向上扩展到制度和价值观。国家,必然牵涉到民族,国家主义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极端的表述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所言 :“低俗一定会驱逐高贵;而且长期来看,文明本身正是因为过于高贵而无法存续。”
在分岔点时期,各国政府出面介入全球化事务是大势所趋。一言以蔽之,国家主义抬头,国家成为“乱世”中的主体。
2)全球化主体演变的另一个因素是,从中国与国际接轨,到国际与中国接轨
本世纪之前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公司作为功能耦合的主体,在全球化中还有WTO立规则,但是从未遇到过中国这样的情况。中国作为国家,始终是参与全球化的主体,顶层设计,制定产业政策应对科技发展,以举国之力实现赶超。
面对一个惯性(坚持特色、历史悠久、体量庞大、意志坚定)如此巨大,对规则有自己的理解,而政府力量又是如此强大的国家,WTO在经济、制度和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准备。中美,乃至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有待重新设定。例如,为了与中国政府对接,一带一路上的东道国政府是否需要,以及实际上做到如同中国政府那样强悍。
上世纪末,中国开放,强调“与国际接轨”,“接”的是国际惯例,是市场经济及其规律,是科学精神;“中国特色”主要是对内而言;如今,或多或少受到中国的影响,各国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世界正在以种种方式与中国“接轨”——国家走上前台,或者主动,或者迫于压力。于西方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改变中国,那就变得像中国一样 ,澳大利亚总理声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起金庸小说中的慕容博。
3.系统与环境
在更大的范围,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国在总体上分化为系统与环境两类,系统由环境汲取负熵——资源、人力和人才,以发展自身;先是由战争和殖民直接掠夺,后是经由贸易和美元巧取豪夺。随着世界范围贫富差距扩大,作为负熵输出方的国家难以为继,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在发展的道路上一骑绝尘。在此意义上,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技术、知识开始流入发展中国家,作为系统的发达国家与作为环境的发展中国家,原有的角色有所淡化和一定程度的互易。
原先人均GDP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处于相对高位的发达国家,在熵增中在一定程度上被向下摊平,而原先处于低位的发展中国家则向上实现了“赶超”,按川普的话来说,就是在全球化中“占了便宜”。
从根本上说,这一轮全球化的起步与高潮之所以发生,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双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在前沿,在向高端需求发展的同时,向外输出资本和转移中低端产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全力追赶的阶段,效率和速度优先,承接发达国家的资本与中低端产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美之间,是“错位”竞争所形成的功能耦合,虽然在知识产权等方面也有分歧,但总体上“合作愉快”。
如果从90年代初开始算,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中国在效率和速度上一路赶超,虽在前沿和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服务业等领域尚有不小差距,但在一些方面正在或已经达到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地步,曾经“愉快”的功能耦合,必将在相当程度上被同一水平上的无情竞争取代,中国必然受到守成大国的打压。
2008金融危机至今已近20年。分岔点考验人类的智慧,在分岔点停留时间越长,人类遭遇的损失越大,面临的风险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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