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然界在人的需求层次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既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也可以满足其心理需求，前者即自然性物质需求，后者为自然性精神需求。

自然性物质需求，指个体从自然界中满足自身维持生理上生存的需求，如温饱、安全，以及性（在原始未开化的意义上）等。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相对稳定，一方面，其基本底线是维持生命，人际之间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是有限度，受社会和时代的影响较小，基本上不会水涨船高，这就是恩格尔系数随社会发展而下降的原因。人的自然性物质需求是所有需求的基础，大致相当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要，需要优先满足，然后才可能实现其他需求。

即使自然性物质需求，在中西方之间也有细微的差异。如中国以植物为主，用筷子；西方以动物为主，用刀叉。

自然性精神需求，指个体由自然界满足自身精神愉悦的需求。这种自然性精神需求几乎与自然性物质需求同时萌发，似乎与生俱来，在人之初即有对自然界的好奇、愉悦、感悟、留恋、膜拜——在后现代意义上是“敬畏”，以及沉浸；也可以是在自然性物质需求满足之后，例如从事科学技术等。其典型是开普勒在发现天体运行的三条规律时无与伦比的“畅”，还有非竞技的体育运动、现代人的旅游等。

在各民族如中西方之间，个体之间，个人的自然性精神需求有共同之处，如养宠物；同时也会有差异，甚至巨大差异。

自然界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博弈的对象，是“对象性”的存在。西方人为满足好奇心而认识，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到现代科学。希腊人崇尚智慧，知识至上。知识即是美德。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i]：“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在公元431年前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市向世界开放，雅典是世界的学校。

“对象性”的另一个含义是在实践中的征服，以满足“控制欲”，其典型如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一位工程师所言，正当人类的脚步遇到障碍难以前进之时，“一滴水化为蒸汽，把人类的疆域推向无穷的边缘”。人类目睹了自己的力量，力量即用于征服自然。天人分离。

即使到21世纪，西方人在自然界的探险主要依然是满足认知的好奇和行动上征服的欲望，或者说，超越自我。（参见人的三大关系（二5）：技术的“原罪”（上）和人的三大关系（二7）：科学技术原罪背后的人性（上）等）。值得注意的是，认知是控制的前提，控制建立于认知的基础之上。

几乎相反，在认识上，自然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亦师亦友，中国人沉浸于其中而获得感悟，得到启迪，情感得到满足，达致升华，天人合一。

在实践上，中国人是“技以载道”，庖丁在解牛过程中的自满自得的享受，不是征服的享受。重要的是“道”而不是“技”，后者不过是载体。单纯的“技”则是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

按斯诺的“两种文化”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而言，西方人对自然的需求基本上归于“科学文化”，偏向物，或者说接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低端；中国人对自然的需求则偏向于人，基本上可以归入“人文文化”，或者说接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高端。

在认识领域，西方人对自然的认知需求属于理性范畴，中国人则可归于具有直接或超越特征的悟性范畴。譬如，中西方对水的感悟和理解迥然不同。在实践领域，西方人重在控制，中国人意在“合一”。总体而言，西方的自然性精神需求在于“认知-控制”，中国人在于“感悟-合一”。

当然，中国人也有墨子和格致之说，西方人面对自然也有浪漫情怀，譬如《瓦尔登湖》。上述就自然性精神需求对中西方社会的区分只是在整体上而言。

必须指出，西方“认知-控制型”的自然性精神需求，不仅是个人需求层次上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必不可少，乃至是关键性的一环。正是在这一特定个人需求的支撑和推动下，才有西方社会至今的发展。科学精神是自然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也是社会性精神需求的基础。近年来西方逐步发现“认知-控制”型需求的不足，萌生敬畏自然之心，增加了人文因素。

中国在相当程度上缺失“认知-控制”需求，致使科学精神缺失，“第一生产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软弱无力。

2.

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精神需求，社会更为重要。

社会性物质需求，可以定义为在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为维系他所处社会中俄地位而需要拥有的物质资源。在社会中生存，由此而对物质的需求必然超越仅仅为了生存的自然性物质需求。

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因不同社会而异，在不同社会间，发达社会中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由人均能耗即可见一斑。地球承受不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耗都达到当下发达国家的水准，这是奥巴马之言的本意，除非把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降下来。

在同一个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为维系其社会地位，社会性物质需求一般会高于社会地位低者。

水涨船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提高后，其中的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例如，现代社会除了要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之需，还要加上沟通之需，如手机。在自然性和社会性物质需求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在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个人的社会性物质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性物质需求重合。在另一些场合，有些人对社会性物质的需求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试图以外在物质的堆砌来垫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当今社会中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两极分化则导致社会动荡。

社会性精神需求，指个体满足在社会中生存在精神上的需求，如对社会的感知和认识，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得到尊重、受到信任、拥有权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具有人格魅力，为更多人所认同等，并具有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提升的空间。除非与世隔绝，人皆有社会性精神需求，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孙后来有了星期五。切断社会性精神需求，几近于“社死”。

对应于自然性精神需求，社会性精神需求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认知-管理”型精神需求，如同认识自然一样，旨在认识社会，进而在此基础上管理社会。

从古希腊的城邦制、罗马法、启蒙运动者提出的“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之后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学说和各个流派，都以认识社会为己任，为社会的管理者提供基于事实和规律的依据。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点上与自然性精神需求的情况一样，在中西方之间也有天壤之别。中国人的精力不在于“知识-管理”这样的层次，而在于“道”。无为而治，或者“治大国如烹小鲜”。古代中国由皇帝的意志、巨大的权力和庞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规范人际关系的儒家文化来管理国家。“随心所欲不逾矩”，其中的“矩”，主要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传统社会，官员的社会性精神需求主要不在于探索经济和社会规律，按规律进行管理，而在于社会影响力，成为“为民做主”的“包青天”，在于某某“盛世”。

平民百姓亦复如此，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齐治平”，最高境界是“平天下”。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唯有“天下”……。张艺谋的《英雄》对此作了形象的诠释。官员和平民百姓的社会性精神需求叠加起来，构建了中国社会的一条主线：官本位。

3. 山地马拉松悲剧

不久前发生的甘肃山地马拉松悲剧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上述几种需求。对于运动员来说，除了个别为了奖金亦即满足物质需求外，大多数参赛者是为了满足自然性精神需求，挑战自我，进而满足社会性精神需求，例如全年参加过多次马拉松，由此体现出个人的体能、拥有的闲暇时间，以及生活方式的品味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马拉松运动的本意。

对于主办方而言，提升知名度，拉动经济，名利双收。前提是成本不能大，区区20多人足矣，也不必设救助点等。

令人遗憾的是，主办方没有做好在各项需求中，至关重要的“认知”需求，包括天气，人体的制约和救助等等，这是对主办方的基本要求。

另一点启示是，不仅是马拉松，在满足需求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必须设置“暂停”键，“上一步”，乃至“撤销”，为此做好相应的预案。

从根本上说，就马拉松赛事而言，当发生意外而致使各项需求彼此冲突时，所有的需求让位于生命第一的底线。

一句话，保障低层需求，激发高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