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提出这一问题并做出回答。不过，这不妨碍从不同角度继续提问和回答。

2004年，在“平江私塾与全国读经”的报道中，一位农民说：“新书可以搞事，老书晓得做人”。（平江私塾与全国读经：那些争议中的前行者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9日 21世纪经济报道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41229/22011260058.shtml）

在这位农民的心目中，显然，新书指科技读物，如怎样养螃蟹、种水稻，不过是“搞事”而已，而老书是四书五经，则在于做人。“搞事”与“做人”相分离。

殊不知，搞事的方式必然影响到做人，而所谓做人，实际上就在于形形色色的搞事和搞事方式。不存在脱离实际事物空洞的“做人”，做人基于搞事，落实到搞事。

重复博弈和有限策略必然内在地培育科学家的人格(参阅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就本文所涉及的领域而言，那就是对规则的遵守和诚信。

默顿对科学活动的规范，也就是科学活动对科学家所施加的限定和制约作了系统总结。科学精神，则是“对经由长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惯例而形成的制度性规则的遵守”。

“新书可以搞事”。重要的是，科学的“搞事”，与其他领域的搞事有何区别，或者说什么是科学之“搞事”的特殊性。搞事的内容和方式是做人的基础，企业文化，职业道德由此而别。总体而言，西方文化通过与自然的博弈这样特殊的“搞事”，培育如何做人。简言之，由搞事到做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以处理人际关系为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字“仁”，就涉及到两个人的关系。相对于西方文化重在个人行为准则的“做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与人的各种关系。

为言辞上的对仗，不妨称之为“搞人”（在某些场合是“整人”）。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就是“做事”。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搞人到做事，虽然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中国“搞人”传统之深，至今依然盛行：欲做事，先搞人。

听说，外企来中国，要与一汽打交道，先去工信部；要与上汽做事，先“搞”当地政府。外企就这样一步步由幼稚而变得“成熟”起来。

中国，迎来春天的科技人员，在形形色色称号、奖项、课题的诱惑和挤压下（参见学术知识生产的路线图：什么样的河床，流淌着什么样的河流？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4340），不得不先去“搞人”：与有关部门搞，与领导搞，与同行搞，搞课题组。

只是不知道，他们回过神来还能否“做事”，以及做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