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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提出这一问题并做出回答。不过,这不妨碍从不同角度继续提问和回答。

2004年,在“平江私塾与全国读经”的报道中,一位农民说:“新书可以搞事,老书晓得做人”。(平江私塾与全国读经:那些争议中的前行者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1229 21世纪经济报道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41229/22011260058.shtml

在这位农民的心目中,显然,新书指科技读物,如怎样养螃蟹、种水稻,不过是“搞事”而已,而老书是四书五经,则在于做人。“搞事”与“做人”相分离。

殊不知,搞事的方式必然影响到做人,而所谓做人,实际上就在于形形色色的搞事和搞事方式。不存在脱离实际事物空洞的“做人”,做人基于搞事,落实到搞事。

重复博弈和有限策略必然内在地培育科学家的人格(参阅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就本文所涉及的领域而言,那就是对规则的遵守和诚信。

默顿对科学活动的规范,也就是科学活动对科学家所施加的限定和制约作了系统总结。科学精神,则是“对经由长期的科学技术研究惯例而形成的制度性规则的遵守”。

“新书可以搞事”。重要的是,科学的“搞事”,与其他领域的搞事有何区别,或者说什么是科学之“搞事”的特殊性。搞事的内容和方式是做人的基础,企业文化,职业道德由此而别。总体而言,西方文化通过与自然的博弈这样特殊的“搞事”,培育如何做人。简言之,由搞事到做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以处理人际关系为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字“仁”,就涉及到两个人的关系。相对于西方文化重在个人行为准则的“做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与人的各种关系。

为言辞上的对仗,不妨称之为“搞人”(在某些场合是“整人”)。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就是“做事”。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搞人到做事,虽然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中国“搞人”传统之深,至今依然盛行:欲做事,先搞人。

听说,外企来中国,要与一汽打交道,先去工信部;要与上汽做事,先“搞”当地政府。外企就这样一步步由幼稚而变得“成熟”起来。

中国,迎来春天的科技人员,在形形色色称号、奖项、课题的诱惑和挤压下(参见学术知识生产的路线图:什么样的河,流淌着什么样的河流?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4340,不得不先去“搞人”:与有关部门搞,与领导搞,与同行搞,搞课题组。

只是不知道,他们回过神来还能否“做事”,以及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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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吕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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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化、社会转型、科技与文化、知识论、科技及其前沿、产业化、认知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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