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一段有趣的文字：

作为一个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一个月可以写本书，生活一年可以写篇散文，而生活五年后可能只写得出一句话了。

一个月，初来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反差和碰撞如此鲜明，一切都如此不同，甚至格格不入。这“鲜明的一切”倾泻而出，自然就是一本书。

一年下来，感觉不再鲜明，那“不同的一切”中的不少成分，其实不算什么，也可以接受。反差没这么强烈，彼此也不必碰撞，写一篇散文，徐徐道来，岂不更好？

转眼已是5年。那些反差已经变得模糊，碰撞成了心领神会甚至充满爱意的抚摸。除了出身，除了肤色，已经深深融入。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不知是西方人“中化”了，还是他周围的中国人变了，抑或“相向而行”？

想起了这样一段话：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无论好恶，无关香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变化的是个人，而不是文化；最终是文化“化”人。

北京人在纽约亦复如此：

我已经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一个例外：肖申克的救赎。在这样禁锢的时间和空间，面对如此强权的威逼，依然坚守自我。

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放大一圈看，应该是：本性易改文化难移。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一个相关的话题是，入芝兰之室，与入鲍鱼之肆，是对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