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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一段有趣的文字:

作为一个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一个月可以写本书,生活一年可以写篇散文,而生活五年后可能只写得出一句话了。

 

一个月,初来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反差和碰撞如此鲜明,一切都如此不同,甚至格格不入。这“鲜明的一切”倾泻而出,自然就是一本书。

一年下来,感觉不再鲜明,那“不同的一切”中的不少成分,其实不算什么,也可以接受。反差没这么强烈,彼此也不必碰撞,写一篇散文,徐徐道来,岂不更好?

转眼已是5年。那些反差已经变得模糊,碰撞成了心领神会甚至充满爱意的抚摸。除了出身,除了肤色,已经深深融入。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不知是西方人“中化”了,还是他周围的中国人变了,抑或“相向而行”?

想起了这样一段话: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无论好恶,无关香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变化的是个人,而不是文化;最终是文化“化”人。

北京人在纽约亦复如此:

我已经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一个例外:肖申克的救赎。在这样禁锢的时间和空间,面对如此强权的威逼,依然坚守自我。

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放大一圈看,应该是:本性易改文化难移。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一个相关的话题是,入芝兰之室,与入鲍鱼之肆,是对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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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吕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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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化、社会转型、科技与文化、知识论、科技及其前沿、产业化、认知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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