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属于实践范畴，对科学理性所划定范围内的事实和规律进行选择、组合与运行；选择的原则是效益、可控、可行与可持续，等等。这就关系到由谁来选择，谁的效益，谁拥有控制权；可行，对谁而言。

由此可见，技术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最大区别是主体性。科学理性无特定的主体，或者说是泛主体；技术理性的主体性涉及多方，一般而言可以区分为两方，供给方考虑投入产出比，需求方在乎功能价格比。科学理性对于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然而技术理性就有分野。

1.

在此次疫情中，供方的主体是政府，“投入”是政府的行政权力，严控人员流动和交往的成本和代价，尽量避免经济下滑，社会停摆；“产出”是平民百姓的健康乃至生命，以及过后社会基本上和尽快正常运行。

在各国的防疫政策上，一端是“尽可能防止病毒扩散，不计一切代价”，另一端是“最小化防疫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各国的政策在两端之间寻找一个最适合自身国情的位点，甚至简化为“人命优先？还是经济优先？”这个冰冷的问题。看似残酷，却是技术理性。供方还有生产口罩、药物、呼吸机和疫苗等的公司。

“人命优先”，看似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是神圣的普适价值。例如在面对各种局部和个别事件时，如矿难，以及哪怕是局部的地震、海啸，几乎可以不计代价；然而面对疫情，范围是全人类，时间上将持续数年乃至更长，就不能不仔细考虑投入产出比，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否承受等。

2.

需方是社会大众，需要得到的“功能”是生命和健康，付出的价格是在一定程度，甚至相当程度上改变现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包括改变的广度和深度。各国的民众在计算（广义）抗疫的功能价格比时，同样有云泥之别。

可以考虑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位于需求的较高层次，为抗疫而需要回到作为承载生命和安全的低层和底层，降幅较大，难以忍受高的“价格”；有些国家，大众的需求本来处于较低层次，在抗疫中降幅不大，甚至没有多大变化，愿意付出不高的价格以换取生命的功能。

还可以进一步区分疫情中的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前者针对治愈，后者以隔离解决传染问题。就自然技术而言，如果检测能跟上，早检测，早发现，有特效药物和手段介入治疗，充沛的医疗资源，如 ICU 和呼吸机，就能降低重症病例，特别是死亡率，从而避免恐慌心理。治愈率高，就会减少对传染的担忧。先进的自然技术可以为社会技术如隔离、禁足的程度、范围和时间提供更宽松的选项空间。反过来，封城等社会技术的应用，也会缓解自然技术的压力。

及早发现、确认和控制十分重要。这就要求在零距离和第一时间认知和行动。有必要赋予社会，尤其是“小社会”，以相应的能力和权限，以及早发现和就地处理，把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反过来，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社会也会让渡一部分权利，授权政府在面临疫情这样的紧急事态时，具有更大的决策和执行权力。

3.

技术理性的核心是两个“比”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关系。两个“比”之间的关系，具体涉及到决策的“执行力”，执行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深度，以及对于违规的惩罚力度等，包括可操作性和执行力的大小等。各国之间在执行力上存在甚至巨大的差异，由此也可以在一个方面理解，一些国家为何在疫情初期提出“群体免疫”。

疫苗的研发和使用，既有科学理性，也有技术理性。各种类型疫苗的背后，有相关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成熟度，药企对技术路线的选择，传统路径还是新路径，有效、安全、存储、运输、产能，以及时间因素等。

投入产出比，功能价格比，两个比之间的比，在每一个“比”的背后，都可见最普遍的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身影。（参见：社会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技术理性的运行在于“计算”，计算可以有多个尺度。技术理性的两个“比”及其之比，一头是自然界的普遍原理，属科学理性；另一头是主体的选择，价值观。技术理性架起由科学理性到价值观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