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要求将人类的认识与实践建立于客观事实与规律的基础之上，以及展开质疑和反思。科学理性不排斥自由意志，然而自由意志不可肆意而为，只能限于事实和规律的范围内。自由意志需接受科学理性的审视和质疑。

客观事实与规律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可以区分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三部分，其客观性依次下降，关于自然及其与人类关系中的事实与规律是其中的基础部分。

可以从几个层次分析。其一，仅就科学本身而言。一方面是病毒“与时俱进”的不确定性（病毒自身变异等因素）；另一方面，虽然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体外进化突飞猛进，然而病毒的攻击对象是人类自身，人类的 DNA 千百年基本不变。当然也有变化的部分[i]，例如由于种种原因，人类体温在 170 年间下降了 0.4℃，意味着免疫力下降，提高了病毒、细菌感染和癌症的发生率。

DNA 和蛋白质，不仅是四种核苷酸组成的密码和氨基酸的顺序，而且刻录了在漫长演化过程中的天人关系。需要从人体，进而天人关系的整体和演化上考虑和解决问题。病毒与人的关系，既是微观（细胞、分子……）也是宏观（人体、生态、星系、宇宙），既是当下和瞬间，也是久远的时间尺度。进而言之，科学本身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不确定的领域，复杂性科学面对随机涨落、涌现和不确定，还有纠缠与叠加。

就此次新冠肺炎而言，新冠病毒从何而来，如何检测，如何致病，怎样传染，以及如何治疗和预后等，目前看来，在所有的环节，科学尚不能提供如牛顿定律这样确定的知识。在疫情初期，只能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的以往经验作为依据，例如严格实施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以降低感染率。虽则如此，新冠肺炎的检测，无症状感染者，阴性与阳性之间的变幻莫测，至今没有简单易行和确定的手段，更不去说病毒的不断变异。

在此意义上，面对新事物，科学理性既是知与行的依据，其本身又存在缺陷而有待完善。

其二，科学理性的内涵还有待扩展。面对疫情，西医以变应变，有一说一，与时俱进。中医理论主张“以不变应万变”，这里的“不变”所涉及的是“道法自然”中之“自然”，与科学理性中之“自然”，虽有交集，但并非一回事。期待中西医，有关病毒的各种“机理”与不变之“道”，进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其三，此次疫情揭示科学理性在其“边界”上的问题。掌握事实和规律的科学家与拥有决策权的政府官员在沟通上存在缺陷，也就是事实与特定观点之间的冲突。前任美国白宫首席防疫科学家福奇竟然遭到人身安全威胁。科学家知道风险因素在哪里，但是做不了主，或不想做主。默克尔政府的疫情顾问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表示[ii]，“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也没有做出防疫决策的权力。但媒体传递的信息却（仿佛）是，这些科学家（才）是防疫措施的决策者。”

一方面，在此次疫情中可以看到不承认事实和规律，无视科学理性的权威性，给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科学理性本身的缺陷，在面对未知领域时，这一“边界”尤为模糊和脆弱。

眼下，虽然多种疫苗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但由于时间紧迫，疫苗的效果和副作用都有待观察和验证。这对科学提出新的挑战，譬如不同款新冠疫苗能否应对变异的病毒，以及能否混合接种等。

怎么做才能使病毒感染率R值从 1 变到 0.3？隔离和接种疫苗都可以奏效，这就进入到实践领域。人类今后还要面对无穷的未知，如何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改变进而控制疫情，由此就超越科学理性，进入技术理性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