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及其关系来梳理各国应对疫情之举措。科学理性涉及有关疫情的事实与规律，存在边界与局限。技术理性涉及政府应对疫情之投入产出比，社会所能接受的功能价格比，以及两个比之比，可以区分大政府小社会和小政府大社会。技术理性必然涉及价值观。在疫情中，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生命上升到首位。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观处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在应对疫情中，必然发生国家主权回归和关于国际伦理的争执。在理性之上，人类需要敬畏自然，重构生命的意义。在以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和价值观梳理人类应对疫情之时，反过来也就深化了有关这三者及其关系的学术研究

当前，随着各类疫苗开始接种，疫情进入新的阶段。虽然目前疫情还在延续，但是一切有始之事，必有其终，只是结束的时间和方式不确定，是数年，或是更长；是陡然消失，还是留有“长尾”，病毒可能长期存在，与人共处。

无论是何种情况，可以确定的是，正如 14 世纪的黑死病是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世界的纪元因此也将划分两个时代：BC（Before Corona virus）和 AC（After Corona virus）。人类开始进行深刻反思。

反思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相对集中的主要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如何应对疫情，以及疫情对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影响等。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各国国情之差异。各国因各自独特之国情，应对疫情的做法各有千秋。

在各国的抗疫中或多或少都有理性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由价值观做出选择。可以由此三者及其关系来梳理各国之作为，与此同时，亦可由疫情这一特殊案例，深化有关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观三者关系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