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70余年发展可以分为若干阶段，弯道超车一直是基本策略。然而弯道超车也带来弊病（参见中国，在弯道超车时丢失了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应了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近日看到基于“产业次序”的更详尽全面的论述（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https://mp.weixin.qq.com/s/qG-VVdzlb4MFPxb2SReOQg，简称“反思”）。

所谓“产业次序”，如按生产要素的密集度，由劳动密集、资金密集、资金技术密集，到知识技术密集；在大尺度上，如托夫勒的“三次浪潮”。

文章回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发展的进程，比较了两类国家的发展道路，一类是“内生型”国家，一类是“外生型”国家，二者之间构成了某种“谱系”。前者的典型是英国，后者的典型是中国、印度等，发达国家偏“内生”，发展中国家多“外生”。

内生型国家产业和社会的发展“自组织”，或者说，“自然”，形成了产业发展的次序；外生型国家产业和社会的发展“他组织”，需要形形色色的顶层设计，缩短或省略产业发展的某些阶段，以弯道超车。

无疑，在发达国家的内生道路上存在大量摸索、曲折，甚至倒退，发展中国家在赶超之时无须亦步亦趋，譬如刚有火车时的“红旗法”；可以直接应用最新科技成果，譬如互联网用光纤取代铜线；与此同时，在GDP等方面实现了腾飞。

然而，有些“丢失”的更为基础的东西必须捡回来。相对而言，产业及其背后的科技易于超越，问题在于，产业深深融入社会之中，反过来说，社会围绕主导产业组织起来。

次序上在先的产业，以及围绕其构建起来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等，是同步演化为后来的产业与社会。单单追求产业弯道超车而社会没有跟上，不仅产业可能因缺乏基础而先天不足，而且后来产业的过度推进，还可能削弱本应在先的产业和相应的社会基础。农轻重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当下互联网与金融业的发展与实业的关系，正在并已经显示这一点，迫在眉睫的事例是“社区团购”。

研究产业，不能脱离社会；弯道超车，不能违背产业发展内在的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