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拉德里尔在《科学技术对文化的挑战》中指出，对于所有在后来传入科学的国家来说，科学对于当地的传统文化必然是一异己的因素，必然要与传统文化发生全面的对抗；实际上即使对于科学在其中萌芽的欧洲，同样存在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然而或许令人惊讶的是，面对同样的科学成果，孕育了科学的欧洲传统文化所掀起的对于科学的对抗浪潮，远大于“后来传入国家”对于科学的反应，其典型当首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

之所以出现这样貌似的悖论并非偶然。

先看日心说。

在日心说提出前，欧洲传统文化已经有对地心说完整的诠释，或者说，地心说已经被完整地包含于传统文化之中。如所知，地心说的文化含义即人类中心说。须知，此“人类中心”并不是现在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的人类中心还是自然中心，抑或两个中心；而是指在空间上，人类位于宇宙的中心。

然而“中心”的位置并不舒适，上帝委派的众神在各个星球上监督位于“中心”的人，上帝更在无上的天界。人要经过重重磨难和修炼方可升入天国（类似地，唐僧需经九九八十一难），而一不小心就会坠入脚下的地狱。地心说确定了天上地下的秩序，给人的行动套上了锁链。

日心说提出后，正如后来尼采所言，人类从宇宙的中心滚向一个x。地球不再是中心，太阳是中心。那么众神到哪里去了，又如何监督不在中心的人？更要紧的是，上帝位于何处？如果乔迁到新的中心太阳上的话，岂不是人去监督上帝了？还有，地狱到哪儿去了呢？一切都乱套了。西欧的传统文化面对新的陈述体系，面对日心说不知所措。所以天体运行论受到传统文化如此强烈的反抗。

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甚至更大。如果人不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还有没有原罪？如果没有原罪，还要不要无休止的赎罪？如果不必赎罪，那么还需要教会，还需要教士吗？进化论无疑受到宗教，受到传统文化的激烈反抗。即使作为一位科学家，曾是达尔文朋友的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在给达尔文的信中说：“读了你的著作，我感到非常痛苦。”落款是：“你以前的朋友，现在是猿的后代”。

有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地心说或日心说并不在意；类似地，阿拉伯医学家纳非首次提出血液小循环理论，同样未在阿拉伯世界引起重视。至于揭示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在中国也并未受到如在西方那样剧烈的对抗，而且受到严复等革新者们的热烈欢迎。

这样看来，似乎是孕育了科学的西方文化反而反对科学，而没有孕育科学的中国文化则坦然接受。由此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为什么？

可以提出两个理由。其一，西方传统文化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以研究自然为己任的科学的发展就构成了与传统文化的直接的正面的冲突。而对于主要涉及人际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既然没有触动“体”，彼此间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只要不构成对教义，对穆罕默德权威的挑战，就并不在意。简言之，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

其二，西方传统文化逻辑严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就是包罗万象的体系，由本原和始基要推出、说明一切，如土之向下，火之向上。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观和伦理体系严密地建立于陈述体系的基础之上。因而，一旦陈述体系发生更迭，必然动摇价值观和伦理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反对清晰的概念，道可道，非常道，强调互渗、包容，兼容并蓄，以柔克刚，太极图就是典型。在此意义上，可以称西方文化是阳刚文化，而中国文化是阴柔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科学知识可以随意应变，游刃有余，受科学知识体系的直接影响就较小。实际上，以不变应万变，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可以把任何外来的冲击化解为无。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西方文化难道真的反科学，而中国文化真的接受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