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之树（1）”的最后有这样两句话：

各个文明固守自身的地方性知识，是如今文明冲突的根源之一。

只有最具普遍性的知识方能穿透所有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历史性而成为人类知识的共同基础。

二、树干（近现代）：普适性知识

1.

近代之后，一种不同于四大知识体系的新的知识体系兴起，这种知识体系具有如此巨大的穿透力，不仅能够越过海洋、山脉或沙漠的阻拦，而且能穿透地域和历史的浓雾。

这种新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以下内容组成：科学、技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包含的理念与价值观、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以此为内容或背景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科学之所以能穿透屏障，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人类生成之前，至少是人成为社会中的人之前的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因而对于各民族、对于四大知识体系基本上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影响。

技术之所以能穿透屏障，是因为它背后的科学，并且以“黑箱”的形式存在和起作用。技术产品的标准化特别是效用则更具穿透力，在文化的四个层面中物质层面最容易改变，反过来也说明这一点。

至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包含的理念与价值观的穿透力是因为它们符合人——不论其处于什么文化之中——的本性中最基本的底线：个人本位和对个人合法权益的追求；市场经济及其规则则是对满足这一基本底线最适当的制度安排。

同期的文学艺术大师，从薄伽丘到歌德、巴尔扎克，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到莫扎特、贝多芬，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穿透力，首先在于揭示了人类的本性或者说具有“典型”性；其次，这些作品都具有基本的形式，即使浪漫主义的作品也是如此，因而既不同于古代没有共同标准的作品，也不同于后现代对形式的背叛或走向极端的形式主义。

“这些伟人及其伟业不仅是永恒的,而且就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和影响而言也是难以逾越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们处于有序或一元阶段,他们是珠穆朗玛峰；而现代趋于混沌或多元的艺术则是无数的不断生成中的山丘。”

由此还可以从知识的角度理解高雅艺术。高雅艺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包含高雅艺术在内的精英文化，是作者们以生活为原料，经过自己的咀嚼而去除根源，提炼出人类最深邃同时也是最普遍的本性（类似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本原和始基），然后将此贡献出来，作为大众的精神食粮和效仿的典范。

所有这些穿透力的共同特征，一句话，就在于新的知识体系不嵌入，因而可以为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个人所共享和接受。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确切地说，是普适性知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源于非嵌入。

2.

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理论中提出“脱域Desemdeding”概念，指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角色关系，以及从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而被重建的关系之中提取出来的社会关系。

脱域的程度或与时空关联的程度和模式决定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和样式。

卢卡奇结合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对物化进行了扩展性分析。他指出，商品之成为普遍的支配社会的东西，是同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分不开的，正是人类劳动的抽象才撇开了具体劳动的差别，撇开了产品使用价值的殊异，使抽象劳动成为衡量一切产品的尺度，也才使产品作为可普遍交换的商品成为了可能。

抽象劳动（同时作为分工的劳动）的出现，是对劳动合理化的结果，是现代资本主义对之进行分解。劳动过程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片段和局部操作。在对劳动的这种合理化中，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作为随机械化，合理化的加强而形成的按客观计算的劳动份额被提出来，而它的提出使劳动成为了可精确测量的，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进而，合理机械化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就成为遍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的东西，成为塑造现代社会的核心齿轮。

由普适性知识的这一特征可以得到两点推论。

首先，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这一新的知识体系萌芽于西方文明而不是其他文明。西方文明的源泉是希腊文明，希腊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其哲学对本原的探究，揭示变化者背后的不变者，现象背后的本质、存在。这种努力旨在去除各异的和变化的背景，以揭示可以说明所有现象的本原、始基和第一因。

正是这一与其他文明不同的认识特点，延续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演变为对必然性和规律的探求，导致近代科学革命，延续到启蒙运动，导致对“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的追溯和经济人假设。

其次，可以说明学科间的某种关系如“某某主义”之类。经典物理学研究为各种物质所共有的基本物理运动（机械运动、热运动和电磁运动），因脱域而渗透到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即所谓“大物理学主义”；科学因其脱域而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之中，被称为“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研究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行为，因脱域而渗透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数学则是最抽象的学科，撇开了对象的所有特殊性，因而被称为“科学的王冠”，渗透到一切学科之中。

普适性知识因其非嵌入而成为人类一切知识体系共同的“底”。科学让人类建立在对自然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技术让人类基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启蒙运动揭示人的“自然状态”，生产和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经济人假设设定了人类惟有经济活动时的行为，等等，这就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底线。这种普适性知识是理性的、普遍的、刚性的、抽象的，以及非人的（至多是经济人）。

普适性知识所向无敌，在全面取代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使往日的隐性知识和想象贬值。天体和生命不再是神圣的或有任何独特之处，万物不再用它那诗意的感性光辉向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马克思）。马基雅弗里冷酷地描写悲惨的谋杀，纯客观的绘画如同僵化的睡美人。霍布斯指责诗歌“不是使用语言的严肃方式”，洛克则要求父母“必须尽最大努力…压制”儿童的诗人气质并“使之窒息”。画家应“首先精通几何学”，而芭蕾舞则被定义为“几个人在一起跳舞的几何图案组合”。

至此，人类知识之树终于在条条根须之上生长出了主干。游离于该知识体系之外的属于各个民族的知识体系——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以及想象组成，如果不想被抛弃，就必须在普适性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重建。传统文化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现代化，由知识的历程这一特殊视角来理解，就是去除一切历史的和背景的因素，去除由这些因素而粘着在知识上的习俗、价值和意义，以揭示不受时空影响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知识，以普适性知识荡涤传统的地方性知识。

3.

由此可想起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站在知识的历程这一视角，所谓“终结”，不过是普适性知识基本上扩散、渗透到了全世界，逐步成为各国和各民族共同的底线或基础。

“终结”，贝尔与福山看来是过于乐观了。

其一，他们低估了终结过程的曲折、艰巨甚至倒退。在普适性知识传播扩散的过程中，涉及利益与权力的变迁，涉及心理上的“断奶”。其二，他们所理解的所谓“终结”，只是一张“二维”的白纸，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彻底排除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不能切断历史，抛弃特殊性。其三，所谓“终结”，只是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转折点，转折之后还有“第二条道路”。

然而，“终结论”不可取，并不意味普适性知识存疑。作为知识之树的主干，普适性知识支撑知识之树，化解根须的“不可通约”，为枝叶的兼容设置“最大公约数”；最重要的是，为人性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基础。就此而言，普适性知识传播到全世界，成为众多特殊性中的共性，这一过程不会终结。背离主干的枝叶注定凋零，违背普适性知识的地方性知识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