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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钟摆——2020美国大选(1)

美国,乃至更多人和国家关注的大选行将揭晓。特朗普再度当选,意味着始于2016年钟摆的摆动,而今已经明确无误地回摆;特朗普落选,拜登不会不考虑将近一半选民的意志。实际上,钟摆的回归,自英国脱欧就开始了。

 

历史上的钟摆屡见不鲜,譬如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或理性-非理性之间的摆动。

文艺复兴前期的复古,崇尚希腊的理性,然后是情感冲动、扭曲、变态的非理性和神秘倾向的巴洛克艺术。接着是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这一世纪末的洛可可风格又可看作是对古典主义的背离。18世纪是理性的世纪,“以头立地”,再次肯定古典主义。在古典主义盛行之时,卢梭又开浪漫主义先河,并为德国的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哲学所继承。19世纪黑格尔的哲学是浪漫主义哲学的顶峰与总结,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但其本身却是终极的封闭的体系。正如火山喷发,岩浆泻下,在时间与空间上距其源头越来越远时便冷却凝固,其外表奔腾流动,但实质却僵化不变,火热的岩浆成了冰凉的火成岩,这就是黑格尔的哲学。于是,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文化思潮便可视为在黑格尔的僵化之后的又一轮浪漫主义,又一轮非理性主义。确实,20世纪社会文化思潮与历史上的种种浪漫主义有颇多相似之处:反机械、颂扬生命的力、热情奔放、追求变化、标新立异、反对一律、僵化、卑视理性思维、崇尚直觉、灵感与顿悟……。笼而统之,可以谓之曰“新自由主义”。眼看这一轮摆正在摆向极致,面临回归。

 

再看经济。

在亚当斯密揭示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方式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由维多利亚时期的放任自由,到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高举“看得见的手”,再到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强调市场自由,让看不见的手自主运行,而今特朗普则把手一直管到一家公司在墨西哥还是美国投资办厂。

在这两只手轮流主导的背后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摆动。强调公平,政府出面干预,侧重效率,让市场去配置资源。

这样的摆动还涉及到社会与资本双方的利益关系,要求公平,侧重社会民生;效率至上,则资本获利更多(皮凯蒂)。

强调市场因素,排除政府干预,于是小政府;而政府干预,则通往大政府。

类似的摆动也出现在其他国家和其他场合。

再集中到特朗普现象,同样可以从类似的角度加以分析。

其一,由延续数十年的精英主导,包括华尔街金融精英、硅谷科技精英、好莱坞影视业精英,以及主流媒体精英,等等;如今则转向草根,民粹主义。这一点由精英阶层的集体失落感和特朗普青睐非主流媒体,看得一清二楚。特朗普不是去意识形态,而是从一种意识形态摆向另一种形态。

其二,多少年来,美国以移民国家自居,自豪,而今则要从民族熔炉回归,确切的说,是要剔除少数族裔,铸造一个以白人,特别是中下层白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民粹主义,或许还要加上民族主义。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显得怪异。我们习惯了“中华民族”,“俄罗斯战斗民族”,现在需要适应刚刚诞生,或者说从沉睡中苏醒的“美利坚民族”。拿破仑当年想到的“睡狮”是中国,未曾想到还有美国。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二者之间的张力,会是今后左右世界与各国走向的一条主线。

其三,时下喜欢评选“最大赢家”或“输家”。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或许让福山较为尴尬。“历史终结”提出不过20余年,“例外”不断。最初的“例外”是一连串颜色革命的后果,最后竟然是美国画地为牢要铸造民族国家。多少年来,竭力推动“历史终结”的美国,竟然成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者。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回到原点;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震荡。

 

为什么会有“钟摆”?

从客观的角度看,在于钟摆所涉及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粗略地看,事物都可以认为由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组成,譬如“阴阳”。在“太阳”和“太阴”之间形成某种谱系。这两个方面在第三方——语境的影响下,在谱系的两端之间摆动。物极必反,两极相通。“中庸”,谈何容易?要是真的不偏不倚,事物实际上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从主观层面看,大致有三个因素。其一,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洞察一切”。在“一方面”占优甚至压倒性优势之时,强光之下,之外的一切几乎都处于绝对的黑暗之中,或者干脆就是“无”。然而实际上,那“另一方面”正在黑暗中酝酿,壮大。其二,一旦发现问题而着手纠正,实践的效果往往滞后,奏效有待时日,系统将因惯性而继续偏离平衡点。其三,在回摆之时,在喜新厌旧和逆反心理左右之下,往往矫枉过正,所谓“不过正不能矫枉”。于是又为再度回摆埋下伏笔。

钟摆还有层次。在自然界,最低层次的钟摆或许是基本粒子的热运动,随机涨落;在人类社会,人心始终处于两难的纠结之中,公与私,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物质与精神,“难得糊涂”与清醒……,心静如水,谈何容易!逐级往上,钟摆越来越大。小的钟摆汇成大的钟摆,遂有“蝴蝶效应”,大的钟摆包含、制约、影响小的钟摆。前者是自组织,后者是他组织。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又有钟摆。在万物之上,还有宇宙的钟摆,膨胀与收缩。

既然以“钟摆”类比,自然会想到摆的幅度和周期,取决于摆的长度。

在人类社会中,人口数量与或长或短的历史显然与摆长有关。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往往震荡的周期较长。数千年的历史或许就是数千公里的摆长。

为此,各国政府设置了长短不一的运行周期,以人为周期来影响、制约和抵消客观(广义)的周期,如美国大选4年,难保是否可以连任。

 

然而,历史并没有在原地踏步,在钟摆的背后,有两个穿越时空和所有壁垒的主线:科技与人性。

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到蒸汽机、热机和电机,到IT和生物技术,再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使历史的每一次钟摆较之以往都有所不同。

人性同样。即使“退一步”,也酝酿着而后的“进两步”。由科技和市场经济等为主体的普适性知识必将传播到全世界。人类终将构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惯性回归力和远离平衡态是耗散结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正是在科技与人性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历史一次次的震荡得以摆脱惯性回归力而逐步远离平衡点,在新的状态下稳定下来。一个典型事例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正是南方谈话克服强大的惯性回归力转向市场经济,从而走出单调重复,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内卷”,中国融入人类发展的潮流,迈向新时代。

谁顺应科技大潮,谁顺应和提升人性,谁就将在历史的钟摆中脱颖而出,引领潮流。

在某种角度看,特朗普只是历史的钟摆从一端摆向另一端,既然如此,必然还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再摆回来。关键是,此时此刻,先要有特朗普的摆,才可能有之后摆的回归。

 

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人性的主线往往滞后于科技的主线,这或许就是“文化滞后论”。在万科收购案中,有所谓“野蛮人正在敲门”;在科技发展与人类进步的竞技场上,当国家、民族等各种群体左顾右盼冲突不已摇摆不定之时,科技却一往无前。比尔盖茨有言道,技术是从来不会等待人们准备好之后才发明出来,随后是人类跟上。这又是一个钟摆。接下来是人工智能,人类是否还跟得上?

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人类的历史必将会终结,然而不是终结在福山的意义上。在更大的意义上,更宏大的时空背景下,历史的钟摆正在远离平衡态。

奇点人正在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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