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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中美科技战可以区分为供给侧科技战和需求侧科技战。对于中国来说,前者如对华为、中兴的断供,提示需方保留选择权的极端重要性;后者如不准用华为的5G,关系到供方的信用和需方对供方的信任。华为同时面临供给侧与需求侧科技战。对中国的供给侧或需求侧科技战,也就是对美国的需求侧或供给侧科技战,这就是“双输”的根源。双输的含义对于各国有所不同。科技知识谱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不同角度缓解科技战。

 

当前,中美贸易战已经超出贸易的范畴而进入金融、科技、产业政策,以及价值观等领域。各界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研究中美科技战,提出各种应对策略。有必要厘清科技战的内涵外延,进而在科技知识谱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把握中美科技战,以及做出相应对策。

拙文全文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8期,此处有删节,也删除了文献。需要说明,自投稿至今已逾一年,有些资料可能过时,也未及考虑TikTok等新的事例,不过基本观点有效。

以下分三次上传。第一次,两种科技战——供给侧科技战与需求侧科技战;第二次,双输;第三次,“脱钩?”

一、供给侧科技战与需求侧科技战

通常说“技术战”,其实在技术后面是科学,实际上技术战也已经烧到科学领域,因而文中的表达是“科技战”。

就某个主体(国家或公司)存在两种科技战。其一,发生在供给侧,如不准中方收购美国公司和对中方断供;从巴统、瓦森纳安排,到中兴和华为,皆在此列。其二,发生在需求侧,不准用华为的技术和产品,主要是5G,这种情况以往从未有过,表明有了华为这样可以在世界上与科技巨头一争高下的实体,以及在科技的某些方面如5G已经有所领先。

两种科技战,简言之,一头不准买;另一头不准卖。美国作为供给方,针对中国特定的需方,华为和中兴等,有钱不赚;在另一头,美国作为需求方,华为可以提供更好的功能价格比,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弃之不用。这两个选择不是谷歌和ARM等公司和用户的行为,而是国家出面直接干预,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成为技术理性的主体。实际上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技术理性,而是“国家理性”。国家理性,在传统技术理性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的基础上向高维推进,增添了超越公司层面的国家层面的战略考量,在时间上更长远,空间上范围更大、影响更深,以及考虑到价值观,试图以局部的短痛换全局的长痛。

供给侧科技战主要关系到0-1的原始创新和随后1-100产业链的关系,涉及知识产权。需求侧科技战主要关系到市场竞争。同样是科技型企业,中兴面对的是只是供给侧科技战;在日韩科技战中,韩国的情况类似。华为则同时面临供给侧与需求侧叠加的科技战。

1.供给侧科技战

针对中国的供给侧科技战,深刻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延伸与扩展。可以从空间上的纵横两方面,以及时间维度来解析。

一项新技术由0-1原创,1-100的延伸和由点到线、面、体,树状扩展,其间不断并扩大整合资本、人才和原材料等社会资源,以及经由“最后一公里”到达最终的用户。新技术在调集各项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完成了把自己推向社会的全部环节和过程,实现了技术的社会化。显然,不同类型技术,材料、能源、IT的“线性度”或者“产业树”有所不同。科技战一般发生在产业链的源头,产业树主干的底部。在这个位置的技术封锁几乎难以逾越,可以有效实现对下游,对树冠的全面封杀。主干一旦发生分岔到枝干后,技术封锁的影响则逐渐式微,乃至失效,也就谈不上影响面广泛而深远的科技战了。技术封锁在不同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是供给侧科技战战场的空间特征

供给侧科技战还需要特定的“时机”。有必要指出,科技战之“有效”只是发生在涉及的公司、国家彼此已经在相关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相互耦合的情况下。这是供给侧科技战战场的时间特征。如果感到对方国家触动了本国的核心利益,就会以对方耦合最深影响最广的公司开刀。耦合越深越广,破裂的伤害越大越痛。如果各方没有或较少耦合,譬如在巴统或瓦森纳安排之下,那么也就较少感受到科技战之痛。想起春秋时期类似于“始乱终弃”的“管仲治鲁梁之谋”,以及所谓“依赖关系武器化”

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在IT领域,由于外部性和兼容性,除非发生内外重大变故,内部如公司决策错误,外部如科技革命,存在先入为主,赢家通吃,强者恒强,一招领先招招领先的情况。安卓尔、微软、谷歌,以及围绕这些巨头的产品——如同“吸星大法”——发展起来的大量兼容应用软件,已经形成完整的生态关系。推出0-1的全新操作系统,写新的程序相对容易,然而要形成自己软件的生态取代先入为主者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其一,需要重新整合各种应用软件;其二,要考虑用户更换的学习和习惯成本。因而,被断供者与后来者很难赶超和另起炉灶。

如果选择合适的技术,在产业链合适的位置,以及在双方耦合的一定程度和时机发动供给侧科技战,对于对手在产业链下游的影响深远。不仅影响到延伸和扩展的产业链,而且影响到更多的用户。

这种情况与“科林格里奇困境”有关。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不能在一项技术的生命早期预料到其充分发展后带来的社会后果。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出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嵌入而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开始时易于控制和收手,但没法预测之后对它的需要究竟有多大多深;当问题显现时,想要回头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以致难以或不能改变。在双方在产业链上耦合已深已广且久之时,断供,几近于强行造成科林格里奇困境。

对于处于产业链下游或产业树树冠的一方来说,供给侧科技战最重要的启示是,在任何情况下,保留对于供给方的选择权。

2.需求侧科技战

对于需求侧科技战,有必要揭示技术产品的“科技黑箱”属性。科技知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集成、封装于以“黑箱”方式存在和运行的技术产品中,使用者无需理解其中的知识,按供给方提供的操作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结果。由于供需双方对于技术产品理解和掌握能力之悬殊,供给方对需求方具有潜在可能的控制关系,当技术产品涉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心理层面,以及接触到需求方的隐私和数据时,这种控制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棱镜门事件就是明证。不仅如此,这种控制关系还具有长期性,涉及今后的更新换代,形成需求方对供给方的长期依赖。此外,科技黑箱还会有“后门”,不时还要为疏漏“打补丁”,“后门”与“补丁”也为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华为公司战略部总裁张文林在一次任正非的咖啡会上表示,任何科技公司都不应该利用自己对技术更了解,试图去剥夺用户的选择权。科技公司应该最终尽可能让用户明白这个技术是什么,用户到底有什么权利,把尽可能多的选择留给用户自己。这样,公司和用户,进而与社会之间的信任才能逐步建立。

于是,供给方与需求方在传统投入产出比与功能价格比博弈的主战场上,叠加了供给方之信用与需求方之信任的博弈,其在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全部博弈中的权重与日俱增,以及关系到“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阶梯上的高层。在金钱和便利之上,自由贸易正在走向信用和信任的贸易。同时,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保留选择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供给方的开放、开源,以及需求方对供给方的参与乃至角色互换,双赢和多赢的呼声日盛。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理性”。如果是多方共同参与0-1,稀释单一供方的权重,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需方对供方的信任难题。

2018年初,华为的5G产品已初步成熟,准备推向市场,本可以利用全球独家的5G设备优势赚钱,任正非拦住了。如果市面上只有华为的5G产品,运营商就不太敢买,缺少选择空间和议价能力。任正非要让华为等爱立信、诺基亚的5G产品成熟后再一起推向市场,不仅是利益共享,而且让客户拥有选择权。

任正非表示,华为坚决买美国上游公司的产品,即使自己有可以代替高通的零部件,但是50%继续购买高通的,并没有完全使用我们的器件。任正非强调,这是我定的,必须要使用美国器件,不能自己独吞利益。这里不仅是利益,而且是因多方参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于独一无二的供给方的信任忧患。

就出售5G事项,任正非在前述“咖啡会”中表示,首先,所有的专利都是公平的无歧视的授予给美国公司。第二是关于5G全部的专有技术、源代码、硬件技术、交互、生产的经验,包括如果买方需要,芯片的设计也可以授权。华为有意打包卖掉相关技术,以一劳永逸解决关于5G的信用与信任之争。华为作为供给方出局,也就不存在供需双方之间的信用与信任关系。华为特别指定是卖给美国公司,美国的供方与美国和西方的需方,想来彼此间不会有大的信用与信任问题。一家公司,以如此近乎极端的方式解决信任问题,发人深省。在国际关系上存在这样的情况,“恨屋及乌”。对国家之反感迁移到对公司之狠。

咖啡会上国外的主持人显然对此感到匪夷所思:您听上去特别大度,但是这个给了其他公司很多的机会,让大家成为华为巨大的竞争对手,这样的话有可能华为会丧失5G的领导地位。试想,有哪家原创公司,在领先一步,接下来可能招招领先时,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咖啡会嘉宾Jerry Kaplan(杰里·卡普兰,全球顶级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未来学家)提出,许可是一个可行方案,还有其他一些技术性方案,包括第二供应商、第二来源,这样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可以保护自己的核心基础设施。

还可以借鉴“竞”与“争”的区别。同向为竞,例如百米等田径比赛;相向为争,如拳击。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无限”游戏,取胜的关键在于自己。后者是“有限”的游戏,关键在于与对手的比赛,为“争”。2009年,大家都在讨论3G多久会普及,去抢同一块市场,这就是“争”。华为开始布局5G,这就是“竞”。

在某种意义上,“竞”发生在“0-1”,在供给侧科技战,“争”主要发生在“1-100”,在需求侧科技战。卖掉现有的5G,意味放弃在5G这一有限领域之“争”,重新开辟“竞”的新战场。对主持人的疑惑,任正非给出这样解释:但我们获得了很多钱,可以买很多的“柴火”,把新技术的火烧得更旺,更有机会领先。其次,引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就迫使19万员工中每一员都不能惰怠。希望将来在新的起跑线上,和欧洲、日本、韩国、美国可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次起跑,再次为人类做贡献。有信心跑赢,所以就有信心开放。

需求侧科技战的另一项担忧是,西方引领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市场,华为引领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形成两个标准。对此,Jerry Kaplan和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英国电信前CTO Peter Cochrane(彼得·柯克伦)都觉得风险极大,且不可持续。张文林则认为,哪一个标准更加开放、更加拥抱全球,哪一个就会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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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吕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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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化、社会转型、科技与文化、知识论、科技及其前沿、产业化、认知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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