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美科技战可以区分为供给侧科技战和需求侧科技战。对于中国来说，前者如对华为、中兴的断供，提示需方保留选择权的极端重要性；后者如不准用华为的5G，关系到供方的信用和需方对供方的信任。华为同时面临供给侧与需求侧科技战。对中国的供给侧或需求侧科技战，也就是对美国的需求侧或供给侧科技战，这就是“双输”的根源。双输的含义对于各国有所不同。科技知识谱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不同角度缓解科技战。

当前，中美贸易战已经超出贸易的范畴而进入金融、科技、产业政策，以及价值观等领域。各界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研究中美科技战，提出各种应对策略。有必要厘清科技战的内涵外延，进而在科技知识谱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把握中美科技战，以及做出相应对策。

拙文全文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8期，此处有删节，也删除了文献。需要说明，自投稿至今已逾一年，有些资料可能过时，也未及考虑TikTok等新的事例，不过基本观点有效。

以下分三次上传。第一次，两种科技战——供给侧科技战与需求侧科技战；第二次，双输；第三次，“脱钩？”

一、供给侧科技战与需求侧科技战

通常说“技术战”，其实在技术后面是科学，实际上技术战也已经烧到科学领域，因而文中的表达是“科技战”。

就某个主体（国家或公司）存在两种科技战。其一，发生在供给侧，如不准中方收购美国公司和对中方断供；从巴统、瓦森纳安排，到中兴和华为，皆在此列。其二，发生在需求侧，不准用华为的技术和产品，主要是5G，这种情况以往从未有过，表明有了华为这样可以在世界上与科技巨头一争高下的实体，以及在科技的某些方面如5G已经有所领先。

两种科技战，简言之，一头不准买；另一头不准卖。美国作为供给方，针对中国特定的需方，华为和中兴等，有钱不赚；在另一头，美国作为需求方，华为可以提供更好的功能价格比，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弃之不用。这两个选择不是谷歌和ARM等公司和用户的行为，而是国家出面直接干预，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成为技术理性的主体。实际上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技术理性，而是“国家理性”。国家理性，在传统技术理性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的基础上向高维推进，增添了超越公司层面的国家层面的战略考量，在时间上更长远，空间上范围更大、影响更深，以及考虑到价值观，试图以局部的短痛换全局的长痛。

供给侧科技战主要关系到0-1的原始创新和随后1-100产业链的关系，涉及知识产权。需求侧科技战主要关系到市场竞争。同样是科技型企业，中兴面对的是只是供给侧科技战；在日韩科技战中，韩国的情况类似。华为则同时面临供给侧与需求侧叠加的科技战。

1.供给侧科技战

针对中国的供给侧科技战，深刻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延伸与扩展。可以从空间上的纵横两方面，以及时间维度来解析。

一项新技术由0-1原创，1-100的延伸和由点到线、面、体，树状扩展，其间不断并扩大整合资本、人才和原材料等社会资源，以及经由“最后一公里”到达最终的用户。新技术在调集各项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完成了把自己推向社会的全部环节和过程，实现了技术的社会化。显然，不同类型技术，材料、能源、IT的“线性度”或者“产业树”有所不同。科技战一般发生在产业链的源头，产业树主干的底部。在这个位置的技术封锁几乎难以逾越，可以有效实现对下游，对树冠的全面封杀。主干一旦发生分岔到枝干后，技术封锁的影响则逐渐式微，乃至失效，也就谈不上影响面广泛而深远的科技战了。技术封锁在不同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是供给侧科技战战场的空间特征。

供给侧科技战还需要特定的“时机”。有必要指出，科技战之“有效”只是发生在涉及的公司、国家彼此已经在相关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相互耦合的情况下。这是供给侧科技战战场的时间特征。如果感到对方国家触动了本国的核心利益，就会以对方耦合最深影响最广的公司开刀。耦合越深越广，破裂的伤害越大越痛。如果各方没有或较少耦合，譬如在巴统或瓦森纳安排之下，那么也就较少感受到科技战之痛。想起春秋时期类似于“始乱终弃”的“管仲治鲁梁之谋”，以及所谓“依赖关系武器化”

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在IT领域，由于外部性和兼容性，除非发生内外重大变故，内部如公司决策错误，外部如科技革命，存在先入为主，赢家通吃，强者恒强，一招领先招招领先的情况。安卓尔、微软、谷歌，以及围绕这些巨头的产品——如同“吸星大法”——发展起来的大量兼容应用软件，已经形成完整的生态关系。推出0-1的全新操作系统，写新的程序相对容易，然而要形成自己软件的生态取代先入为主者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其一，需要重新整合各种应用软件；其二，要考虑用户更换的学习和习惯成本。因而，被断供者与后来者很难赶超和另起炉灶。

如果选择合适的技术，在产业链合适的位置，以及在双方耦合的一定程度和时机发动供给侧科技战，对于对手在产业链下游的影响深远。不仅影响到延伸和扩展的产业链，而且影响到更多的用户。

这种情况与“科林格里奇困境”有关。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不能在一项技术的生命早期预料到其充分发展后带来的社会后果。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出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嵌入而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开始时易于控制和收手，但没法预测之后对它的需要究竟有多大多深；当问题显现时，想要回头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以致难以或不能改变。在双方在产业链上耦合已深已广且久之时，断供，几近于强行造成科林格里奇困境。

对于处于产业链下游或产业树树冠的一方来说，供给侧科技战最重要的启示是，在任何情况下，保留对于供给方的选择权。

2.需求侧科技战

对于需求侧科技战，有必要揭示技术产品的“科技黑箱”属性。科技知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集成、封装于以“黑箱”方式存在和运行的技术产品中，使用者无需理解其中的知识，按供给方提供的操作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结果。由于供需双方对于技术产品理解和掌握能力之悬殊，供给方对需求方具有潜在可能的控制关系，当技术产品涉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心理层面，以及接触到需求方的隐私和数据时，这种控制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棱镜门事件就是明证。不仅如此，这种控制关系还具有长期性，涉及今后的更新换代，形成需求方对供给方的长期依赖。此外，科技黑箱还会有“后门”，不时还要为疏漏“打补丁”，“后门”与“补丁”也为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华为公司战略部总裁张文林在一次任正非的咖啡会上表示，任何科技公司都不应该利用自己对技术更了解，试图去剥夺用户的选择权。科技公司应该最终尽可能让用户明白这个技术是什么，用户到底有什么权利，把尽可能多的选择留给用户自己。这样，公司和用户，进而与社会之间的信任才能逐步建立。

于是，供给方与需求方在传统投入产出比与功能价格比博弈的主战场上，叠加了供给方之信用与需求方之信任的博弈，其在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全部博弈中的权重与日俱增，以及关系到“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阶梯上的高层。在金钱和便利之上，自由贸易正在走向信用和信任的贸易。同时，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保留选择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供给方的开放、开源，以及需求方对供给方的参与乃至角色互换，双赢和多赢的呼声日盛。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理性”。如果是多方共同参与0-1，稀释单一供方的权重，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需方对供方的信任难题。

2018年初，华为的5G产品已初步成熟，准备推向市场，本可以利用全球独家的5G设备优势赚钱，任正非拦住了。如果市面上只有华为的5G产品，运营商就不太敢买，缺少选择空间和议价能力。任正非要让华为等爱立信、诺基亚的5G产品成熟后再一起推向市场，不仅是利益共享，而且让客户拥有选择权。

任正非表示，华为坚决买美国上游公司的产品，即使自己有可以代替高通的零部件，但是50%继续购买高通的，并没有完全使用我们的器件。任正非强调，这是我定的，必须要使用美国器件，不能自己独吞利益。这里不仅是利益，而且是因多方参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于独一无二的供给方的信任忧患。

就出售5G事项，任正非在前述“咖啡会”中表示，首先，所有的专利都是公平的无歧视的授予给美国公司。第二是关于5G全部的专有技术、源代码、硬件技术、交互、生产的经验，包括如果买方需要，芯片的设计也可以授权。华为有意打包卖掉相关技术，以一劳永逸解决关于5G的信用与信任之争。华为作为供给方出局，也就不存在供需双方之间的信用与信任关系。华为特别指定是卖给美国公司，美国的供方与美国和西方的需方，想来彼此间不会有大的信用与信任问题。一家公司，以如此近乎极端的方式解决信任问题，发人深省。在国际关系上存在这样的情况，“恨屋及乌”。对国家之反感迁移到对公司之狠。

咖啡会上国外的主持人显然对此感到匪夷所思：您听上去特别大度，但是这个给了其他公司很多的机会，让大家成为华为巨大的竞争对手，这样的话有可能华为会丧失5G的领导地位。试想，有哪家原创公司，在领先一步，接下来可能招招领先时，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咖啡会嘉宾Jerry Kaplan（杰里·卡普兰，全球顶级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未来学家）提出，许可是一个可行方案，还有其他一些技术性方案，包括第二供应商、第二来源，这样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可以保护自己的核心基础设施。

还可以借鉴“竞”与“争”的区别。同向为竞，例如百米等田径比赛；相向为争，如拳击。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无限”游戏，取胜的关键在于自己。后者是“有限”的游戏，关键在于与对手的比赛，为“争”。2009年，大家都在讨论3G多久会普及，去抢同一块市场，这就是“争”。华为开始布局5G，这就是“竞”。

在某种意义上，“竞”发生在“0-1”，在供给侧科技战，“争”主要发生在“1-100”，在需求侧科技战。卖掉现有的5G，意味放弃在5G这一有限领域之“争”，重新开辟“竞”的新战场。对主持人的疑惑，任正非给出这样解释：但我们获得了很多钱，可以买很多的“柴火”，把新技术的火烧得更旺，更有机会领先。其次，引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就迫使19万员工中每一员都不能惰怠。希望将来在新的起跑线上，和欧洲、日本、韩国、美国可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次起跑，再次为人类做贡献。有信心跑赢，所以就有信心开放。

需求侧科技战的另一项担忧是，西方引领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市场，华为引领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形成两个标准。对此，Jerry Kaplan和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英国电信前CTO Peter Cochrane（彼得·柯克伦）都觉得风险极大，且不可持续。张文林则认为，哪一个标准更加开放、更加拥抱全球，哪一个就会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