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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断断续续已有2万多字,至此已是尾声。

所有的人都面临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科学技术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的基础,并由物的层面由下而上规定了人际关系,如民主平等信用和契约关系,由下而上建构人己关系,如自由探索、理性和怀疑精神。

随着科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在量子阶梯上上升、回溯和拓展,面对生命、各种量子效应、宇宙起源,以及复杂性,如混沌、涌现,必然推进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的相应变化,包括各种边界的淡化和交融,博弈与合作共存。

1.

科学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身的有限和不足。

其一,科学本身的发展。生命科学注重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体都处于各自独特的语境之中。在时间上,对象以难以捉摸的“涌现”方式演化。学术界据此提出所谓“地方性科学”,看来还要有与时俱进的“阶段性科学”。“地方性”与“阶段性”的科学(复数)会有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各自相应的游戏规则,多样化的游戏规则彼此或多或少重叠,犹如“蓝牙”。复杂性科学越来越注重从关系和非线性的过程,以及嵌入于形形色色的语境之中来认识不同对象的不同方面和阶段。

其二,科学哲学各流派展开对科学的反思,对唯科学主义、还原论、宏大叙事、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重复博弈不可能。实际上,毕达哥拉斯早就道出了真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还原只是方法而不是主义,指出编码知识的不足,客观知识,世界3只是“理想状态”,以及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三个世界不可分割;揭示意会知识并提升其地位。

其三,科学的边界变得模糊。在认识过程中,直觉的地位越发重要,美学和艺术修养成为科学家必要的素质;价值观念介入其间,伦理乃至宗教情怀,以及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不可或缺。科学之真,宗教之善,以及艺术之美正在打通彼此间的隔阂而趋于融合。与此同时,认识与实践的界限也不再清晰可辨,走向知行合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三大关系之一,科学只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部分。科学对人性的影响处于基础的层面,又只是基础的层面。在真之上,还有善和美。没有真的善和美是虚妄的,没有走向善和美的真贫乏且缺乏人性。

 

技术既与科学捆绑在一起,又从根本上不同于科学。其关键点是,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选择和控制,而生产过程、产业链和消费过程又反过来规定和建构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

如果说科学作为特殊的认识活动(实验是特殊的实践活动),单方向影响人际和人己关系,即本系列总标题“从头顶的星空到心中的道德律”,那么技术与人则是相互创造和限定。

值得注意到是,在这种相互构建的背后,是宇宙间的“最小作用量原理”。

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化解其有限和不足。

其一,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和超级计算机及云计算的发展,前者是“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后者可以完成关于复杂对象和未来过程的海量计算,因而能够较之以往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预见某项技术对自然、他人和使用者自身的影响。虽不足以彻底消解,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术的有限和不足。

其二,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脑和大数据的挖掘,全球会有更多人以及在更早参与对某项技术的监控和评价。美国的弗里德曼在IT领域提出“价值敏感性设计”,力求在技术启动的第一时间,也就是早在设计阶段就发现问题,以减少有限和不足的传递和放大,消解“科林格里奇困境”。此外,售前服务、让不同人群体验新的技术等等,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元宇宙将在上述方面发挥作用。

2.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人的本能与弱点也正在发生某种潜移默化和微妙的变化。本能之一,好奇,正在发生演变。随着知识愈加复杂,彼此嵌套,难以揭示普遍性与必然性,在现象的背后不存在“本质”或“所以然”。人们不得不满足于“有一说一”。

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先是统计和概率,继而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在不断袭来的“后现代”浪潮中,科学家或者以给传统概念冠以“非”和“不”这样的否定词加以应对,如非有序、非平衡、非对称、不可逆、不确定等,或者创造出相对、涨落、分形、分岔、涌现、突变、模糊和循环之类难以把握的词汇;或者用往日词汇的堆砌(如“后现代发生器”)来填补自己空荡的心灵,抚平种种自相矛盾的解释,遮蔽(海德格尔)与他人交流的窗口;或者以种种主体的“建构”聊以自慰,一个典型是所谓“人择原理”。

批评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赘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事情本来就是不同的,那它就是不同的”,认为人择原理中强调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是错误的。批评者中有是不少物理学家。虽然如此,“知其所以然”确实越来越难以做到,大数据时代更是举起“知其然”的旗帜,进一步动摇“知其所以然”的冲动,“知其所以然”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人类因而逐步满足于远古祖先的知其然,确切地说,是“后知其然”。爱因斯坦坚持“上帝不掷骰子”,而今要做的就是,从中挖掘“大数据”。

满足于知其然,以及以种种辩证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安慰自己,不仅是认识的变化,而且是人的心理甚至本能的变化。好奇,固然依旧存在,然而止于知其然,即使“后知其然”,毕竟不同于知其所以然,不足以完全抚慰内心的需求。再说,知其所以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认识朝着未知领域的推进,设置了相对明确的方向。如今,没有了知其所以然的冲动,仅仅知其然,此处的“其”究竟为何事何物,也就带上了几分茫然,甚至玄妙。

在纯粹为科学而科学,也就是为知而知的好奇有所淡化之时,包括科学在内,后现代思潮在整体上的实践转向和实践优位,以及主体全方位参与建构,填补了人的好奇本能褪去所造成的某种“空白”,那就是“目的”。独特的主体,带着特定的目的,负载着独特的价值判断,研究独特的对象,以及置于独特的时空环境或语境之中,去“知其然”,在“茫然”中朝向不同主体所设定的不同目的。

这一点在大数据时代尤为突出,为某个特定主体在特定语境下的特定目的收集某类特定的大数据,从中挖掘可以特定的为该主体所用的线索。在这样的变化中,好奇,由“知其所以然”对因果决定论的强调,趋于因果决定论与目的论的均衡,进而由目的论主导,也就是从为知而知,走向有目的的知。在宇宙学、基本粒子物理、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等前沿领域,传统的好奇心依然盛行;而在其他更广泛的领域,“目的”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引导乃至置换纯粹的好奇。

本能之二,对控制欲的反思。随着控制无尽的扩张,在对自然的控制中,人们发现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控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事与愿违,受到来自自然界意想不到的十倍百倍的报复。在全球化时代,对他人的控制往往是“零和”,或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两败俱伤。谋求双赢、多赢成为首要选项,全球治理不再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上升到政策和战略的高度。

人们逐步意识到,控制,同时也包含着对控制对象的尊重。在这一过程中,超越群体(国家、民族)和个人,人作为“类”的地位正在提高,在各个群体各自的目的中,人类的目的正在提升。

然而必须指出,在现实世界一再受挫后,有人干脆任性而放弃对自我的控制,越发重口味,寻求更多的声色犬马。再者,人们倾向于把控制欲宣泄到网络和虚拟世界,在游戏和短视频,在元宇宙中追随梅菲斯特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人性中理性与情绪的分化,笔者将在日后展开这一点。

在人的本能发生上述演变之时,人的弱点之一,认识和实践上的局限有所改善,这既是在实际上确实发生的改善,也在于对这种局限本身的接受和认识。一旦更加自觉和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换一个角度看待周围的世界和自己。

弱点之二,自利,在认识到个人之有限之后,也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主要是人作为“类”的地位有所上升。

在上述人的本能和弱点的微妙变化中,人类是否有可能孕育一种新的本能: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敬畏,敬畏自然之浩渺无垠,敬畏自然与人的息息相关。敬畏他人。在共同遵守的规则下,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与自己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生的权利,以及思与行的权利。敬畏自我,提醒自己固有的人性:本能和弱点。

弗洛伊德在1930年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本能的满足之上,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对强大的本能的力量不予满足为前提?

科学技术活动本身的特点与人的本能和弱点相叠加,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中回过头来改造科学技术活动,承认并洗涤自身的有限和不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人性。在“奇点”到来之时,人性自利的根源,“自私的基因”是否会改为“先人后己”的“机器人三原则”,抑或,有意向性自利的人与无意向性无私的机器人的结合?电子人等形形色色的新新人类是否会极大地突破认识与实践的局限?

 

随着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联手以意识运动为对象,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头顶的星空”,而且直接就是内在的“心中的道德律”,人类能否预知,由此将对“心中的道德律”产生什么影响?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人与技术的相互构建——想起人工智能的一个术语:人机回圈——中,人的因素将逐步减少,除非“心中的道德律”足够强大并跟得上技术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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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乃基

吕乃基

171篇文章 287天前更新

关注全球化、社会转型、科技与文化、知识论、科技及其前沿、产业化、认知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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