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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格里奇困境

1.

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

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当后悔或修改容易进行,还来得及时,没法预测到其必要性;当问题变得严重,看得清楚时,改变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以致难以或不能改变。这就是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技术的社会控制》1980

2.

学者从时间、知识和权力三方面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一“困境”。

时间,将介入的时机在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前移”,这里会涉及创新理论和创新过程的线性或非线性。有网友评论,还没有朋友,更谈不到结婚,却要提前控制会不会生下个没屁眼的孩子,这就是所谓的“前移”吧。

知识,包括科技哲学、伦理和政治、法律等。

最后是权力,涉及行动理论。有必要发展一种在“无知状态”(类似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下的决策理论。实际情况是,拥有知识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先”有了自己的立场。现实社会拒绝理想状态。

科林格里奇本人认为,技术的发展需要具有三种根本属性:可改正性、可控制性与可选择性

可改正性是指将技术过程中一系列决策环节都做成容易改正的,如同“撤回”、“上一步”。当技术发展出现有害结果时,可以通过改正这些决策来达到克服有害结果的目的。

可控制性是指当技术的有害结果在系统中得到反馈后,可以通过控制技术系统来克服技术的有害结果。

可选择性是指在技术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应当准备好菜单,以及保持做出各种决策的选择权。当发现技术的有害结果时,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决策的方法来改变技术的有害结果。

对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讨论涉及技术评估的最新发展,也就是建构性技术评估。其要害在于从事后木已成舟的评估,转为在全过程介入,并且尽可能向上游推移,于是,技术评估,也就在实际上参与到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之中。

3.

近日公众舆论关注的与科技有关的事件中,都可见这一“困境”的身影,其典型是从特朗普在任期间陡然开始的技术战。

其实,技术战之前就有,从“巴统”到瓦森纳安排,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既然还没有开始,没有融入社会,也就不感到疼。还没迈出步,就谈不上撤回或上一步。

然而中兴和华为早就迈出了步,而且不止一两步,从供给侧到需求侧已经深入和广泛地融入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兴和华为的断供,就是从外部强行改变、切断技术的进程,不仅中兴和华为等直接当事方,而且几乎整个社会,都感到切肤之痛。这是现实版的科林格里奇困境。

在更加宏观的视野下,技术的突破往往会导致欲望的膨胀,而不是让人们更理性。人们指望新技术能突破眼前的困境,人类社会由此可以达到另一个高度。然而如影随形的问题是,如果新技术导致一开始没想到的恶化,就会如耶稣所说:末日。

虚拟现实技术是否会是个另类?各项技术可以在虚拟世界先试一遍,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不行,就止步于虚拟世界。

4.

复杂性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涌现,科学家无法由历史和现在精确地推出未来。在相当程度上,技术的社会化,技术的建构和应用嵌入到形形色色的场景之中,而且这些场景如同量子效应般,彼此叠加、纠缠。

人类的认识面对未知世界;人类的行动则是不断地创造新的未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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